裴頠“崇有”思想浅析

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从正始到竹林兴起的崇尚自然的放达之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追求及时享乐、放荡浮夸的不良社会风气和思想风气,以致世道败坏、奸佞当道。裴頠“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裴頠“崇有论”围绕万物之本体问题展开论证,从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中寻找其存在的根据,对道与事物的关系问题展开分析,以反对王弼“贵无论”为主旨,以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封建名教为目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局限性。

玄学时代的诤友——裴頠和他的《崇有论》

在贵无论思想在士大夫中盛行的西晋,裴頠则独"崇有",倡名教。他以"崇有"为理论武器,对当时浮华的社会风气进行批判,虽未能挽救时代危机,仍不愧为玄学时代的诤友。裴頠的崇有论实质上是在肯定名教的前提下,重新综合儒道,为玄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裴頠哲学思想评述

裴頠字逸民,河东闻喜人,生于晋武帝泰始三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是晋代著名的哲学思想家。裴危页的哲学思想在魏晋哲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搞清魏晋哲学的发展状况,不能忽视对裴危頠哲学思想的研究。整个魏晋时期,思想领域几乎被玄学所垄断。玄学是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的特点是通过用“辩名析理”的方法来讨论“本末”、“有无”、“言意”、“名教自然”

“中朝名士”思想对话的历史考析——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

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是西晋时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通过对"中朝名士"政治历史背景的系统考察,以及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在文辞与义理上的对应性研究,我们认为,裴頠《崇有论》以儒学立论,代表了西晋中央朝廷的皇族立场。郭象《庄子注》则以"庄子"道家思想立论,代表了地方士族立场。

重审裴頠与贵无论之关系

裴頠对贵无论有着双重态度,一方面为对治西晋元康时期偏执空无的贵无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崇有论体系,但受限于对治情境,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层次缺失,并因此制约了其理论的深入;另一方面在追求整全真理的意义上,他实质又肯定一种"真正"的贵无论,认为它通于融贯有无的最高哲学。就其批判的现实指向看,裴頠的崇有论旨在针对当时的贵无论,而无意针对王弼贵无论乃至整个魏晋前期的贵无论思潮。进一步就学理看,裴頠的崇有论其实也无法对王弼贵无论乃至后来有所偏执的阮籍贵无论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所以无论从事实或学理角度,崇有论都不适合被整合进魏晋玄学"有无之辩"或"自然与名教之辩"的逻辑闭环之中。如若淡化对思想史特定发展逻辑的强调,崇有论的思想意义或能得到更好揭示。

现实关怀与名理玄思——裴頠《崇有论》略论

裴頠之《崇有论》乃是"贵无"思想之反对,其立论之目的在于"救时之弊",故其立论重在对"贵无"思想所产生之社会流弊进行批判。其在辨析"有""无"之关系时,亦主张"总混群本"为最高之道,而"无"不过是"有"之所遗,表现了传统儒家士大夫强烈的现实关怀。

裴頠“崇有论”之评析

西晋时期,"贵无论"盛行,儒学渐衰,裴頠打破学术权威,适时提出"崇有论",批判"贵无"思想带来的虚无之风,并将"无"置于"有"的哲学体系中,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了"崇有论"的合法性,在西晋一代独树一帜,有较为突出的思想贡献。

裴頠《崇有论》进步意义探微

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实的多元化和思想的多元化同步进行,分裂动荡的时代给百姓带来了苦难,也带来了思想的繁荣自由,玄学对名教与自然的探索过程蜿蜒而曲折。裴頠生于西晋的士族大家庭,既在朝中有所任职,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崇有论》以"有"为论述的出发点,认为"有"是根本,是统括和混同万物的最高的道。自东汉末年以来,名教自身已具有严重的弊端,必须予以调整并建立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新名教。《崇有论》中裴頠对"贵无"的批评中包含诸多合理的内核。

裴頠“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思想贡献

裴頠"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究竟有什么理论价值?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是忽视就是轻视。事实上,裴頠的"有"论在玄学思想发展中有三方面很重要的意义:一是矫正了玄学的致思方向,即把玄学探讨的中心和重心导入到"事物本身;二是为存在者的存在找到了存在的前提条件——"资",即为存在者之存在建构了一外存在构架;三是开拓了存在者之存在的"自生"性,这已预示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内性问题,为郭象"独化"论的提出作了必要的思想铺垫。这样来认识裴頠的"有"论,不仅有助于解剖其思想意蕴,也有益于把握整个玄学思想的逻辑演进。

走出裴(危页)“崇有论”研究的误区

裴(危页)认为天地万有,也即"群本",自己就是自己的本体,万有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互补相资的一面,贤人君子如果能够察其"理迹",观其"往复","稽中定务","大建厥极",确立儒家名教的"宗极"地位,那么宇宙的和谐就不难实现。在那么遥远的古代,裴(危页)就看到万物共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即在当今的世界,对于人类的和平繁荣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庄子与郭象——从《逍遥游》《齐物论》及郭注谈起

文章从《逍遥游》《齐物论》及郭象注释,探讨庄子与郭象思想的差别与联系。庄子以"小大之辨"指点人们从浅近的功利追求脱出,而成就"逍遥游"。此为"无我"的"天地境界"。其形上学为借宇宙论开出的"齐物"论与借认知反省建立的齐"物论"。郭象则通过破解"小大之辨"使人们回归每个个人之"自然性分",以"自得之乐"为"逍遥游"。此为"当下个我"的极度彰显。其形上建构为指认个体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具至当性的"万有独化"论。郭象在思想脉络上仍属庄学的进一步开展,其"有"论与裴頠的"崇有论"在学理与价值取向上有原则区别。

试析《崇有论》之宜

在面对西晋社会动荡,"虚无"之风盛行,社会严重背离其发展之道的情况下,裴頠提出"崇有"之说,在探讨"有"、"无"问题的过程之中凸显了其"宜"的思想,事物应当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社会应遵循其运行之道,生而为人更应当懂得适度、中节,合于人生之宜。

廢愍懷太子事件與西晉政局的全面失控

洪邁稱'晉之亡與秦隋異,非得罪於民',1故雖同爲短命王朝,西晉政權覆滅相對特殊。對於其原因的探索,歷來史家從未停止脚步:唐宋時期多歸咎於惠帝不慧與賈后執政,此看法以《晉書》、《資治通鑑》爲主。明清以後則多認爲清談誤國,2建國後中國大陸則新生階級説。陳寅恪首先關注八王之因,3隨後80年代初祝總斌再提'八王之亂',4引起整個學界對西晉滅亡問題的再次反思。5細考'八王之亂',分爲前後兩個時期。

从学风之异看僧肇对本无义的批评——从“好无之谈”讲起

关于僧肇所破本无义的代表为谁,古今学者聚讼不已。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僧肇对本无义的批评,发现以往学者所忽视的僧肇所言的"好无之谈"反映了南北学风和思想立场之不同。裴頠与僧肇背后有百年相通的学风背景,二者皆重经典本义和道德实践,都与好尚浮华的学风无法兼容。僧肇所破本无义的具体意义有三:非有有即无,非无无即无;无栖神冥累之方;不事修行,徒尚浮华。而基于史料对比,僧肇所破本无义与后世学者所认为的本无宗的代表都有距离。僧肇所破的对象更可能是陷入断见、好尚浮华的本无末流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