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领导到褒忠山林场“送温暖”

2006年1月10日,虽然深冬的空气中还包裹着丝丝寒意,但位于湘乡市的褒忠山国有林场犹如午后的阳光暖意融融。这天上午,葛汉栋厅长、李定一副厅长率省林业厅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在湘乡市委陈继东副书记和湘潭市、湘乡市林业局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褒忠山林场进行慰问,开展“送温暖,解难题”活动。顾不上路途的劳顿,来不及稍许的休憩,葛汉栋厅长、李定一副厅长一行下车后立即在场部召开座谈会,听取林场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研究今后的发展措施。褒忠山林场是省林业厅扶贫帮困工作的联系点。去年9月12日,省厅组织干部到此开展了“艰苦奋斗、勤政为民”现场教育活动。之后,按照省厅的要求,林场认真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

恤忠与正祀:南宋民间神祠“褒忠庙”的历史考察

南宋大量官员在抗金、抗蒙(元)中为国死节,与之对应的是地方社会创建了许多忠义类神祠,呈现了南宋时代士大夫阶层特有的忠义精神。南宋政府赐封赐建褒忠庙对民间忠义神祠进行正祀化治理,藉此彰显国家规范正祀、褒恤忠义、激扬士气的政治意蕴。南宋褒忠庙逐渐将民间忠义神祠正祀化,深化了传统忠义信俗文化,丰富了中国民间神灵信仰的内容。出于“恤忠义”“报死士”“激义气”等政治需要而赐封和赐建的褒忠庙,反映了南宋社会民间神祠规范化、礼法化、正祀化的时代特点。

以王言褒忠臣: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的骈体写作用心

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是褒扬安史忠臣的重要作品。唐肃宗于至德二年(757年)对张巡、许远、南霁云进行褒赠,并命于睢阳为三人立庙。然而迟至近五十年后,这些忠臣祠庙才得以树碑。树碑之迟反映了中唐朝野对待忠义之士的不同态度,即中央大力褒扬,而地方的回应不无冷漠。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南霁云睢阳庙碑》,对于忠节观念的强化,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南霁云睢阳庙碑》所采用的四六骈俪之体,是唐代翰林学士撰写王言朝命的通行文体。柳宗元用这样的文体创作碑文,呼应了中央朝廷对忠臣的褒扬之义。作为褒忠之作,《南霁云睢阳庙碑》着重树立中央权威,而《张中丞传后叙》则具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入理解《南霁云睢阳庙碑》的现实用心和文体选择,对于认识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这一忠义书写经典之作的思想价值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客家民间信仰的传统与创新——以台湾新埔褒忠亭义民爷信仰为例

台湾客家文化是台湾文化当中的一支，与台湾闽南文化均是从中国大陆的原乡传衍而成，也是汉族早期在台湾移垦开发的主体。多数的台湾客家人为了慎终追远不忘本源，以姓氏堂号作为先祖源流的表征，这些不同的堂号在台湾各地客家聚落的家宅门楣上均可以看到，再不然在各家祭祀的祖先牌位与墓碑上亦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显现客家人慎终追远的文化传承，早已牢牢地与生活密切的结合。

徐策跑城

《徐策跑城》是全本《薛刚反朝》(《薛家将》)中的一段。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薛剛、徐策在历史上都并无此人。据傳說,薛家将是唐代有名的功臣,从薛仁貴开始,一連几代,都为唐朝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劳,可是,皇帝是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尤其到一定时期以后,他还会猜忌功臣。而奸臣、坏人总是会有的,皇帝往往会听信谗言,屈杀忠良,甚至借忠臣的手来杀戮忠臣,怕他們居功自傲,起下反心。因此,在这一类的故事里,人民是十分同情忠臣、十分痛惧奸臣的,当然也不能原諒皇帝。在戏里,徐策的性格是塑造得很好的。他能在“无后为大”的时代里,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成全朋友(忠良)

《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

《精忠录》是明朝人编纂的有关岳飞事迹、著述,和身后历朝褒典、凭吊诗文的纪念集,是岳飞祭祀史、事迹编纂史及其爱国精神弘扬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早前在国内和日本仅发现了该书的后期版本,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该书的编纂和流传过程。《精忠录》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编成后未刊刻。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在初编本基础上增补后初次刊刻,其中所载岳飞《满江红》词是在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该本此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在杭州府官员主持下先后产生成化八年后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和正德五年刻本三个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流入朝鲜后产生宣祖印本、肃宗印本和英祖印本三个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后期版本所见版刻插图等亦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