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褒贬史学论略

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具体而言,褒贬史学是包括表现形式、书写原则、重要理念与核心精神等四个相联结的层面的整体,不仅仅体现在一部或几部史籍之中,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学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刘知幾褒贬史学思想述要

《史通》一书,蕴含着丰富的褒贬史学思想。刘知幾通过分析经与史之间的关系,强调史书撰著要体现《春秋》经义,即儒家经典中的伦理精神,并称赞孔子编修《春秋》是史家褒贬予夺的"楷式"。为了更好地践行史学彰善瘅恶的宗旨,他区分"君子之史"和"小人之史",激励后世史家既要"不避强御",秉笔直书,秉持公心评判史事与历史人物,还要识见不凡,做到明辨是非,褒贬公正。在史书撰著的具体方法上,刘知幾主张行文简要,但强调其前提必须是能保证史学褒贬的经世功能才有意义。针对史书撰著中存在着褒贬予夺与"直书实录"之间可能的紧张与矛盾,刘知幾希望以"名教"调和两者,则体现着古代史学理论所遭遇的一种困境。

苏洵《嘉祐集·史论》初探

苏洵《嘉祐集·史论》既体现了"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的经史关系论和"得仲尼遗意"的褒贬史学思想,又通过对前四史的简短评说,表明了作者的撰史见解,在宋代众多的史论著述中别具特色。经史关系方面,强调经与史有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两者体例不同却可以互相依托。褒贬史学源自"《春秋》笔法",即所谓"得仲尼遗意"。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隐而章""直而宽""简而明""微而切"等著史原则的提出正是褒贬史学思想的具体化。虽然苏洵从修史方式、历史人物的采择和纪年方式等方面对前四史进行的批评颇多错误,但从总体上而言,《嘉祐集·史论》是宋代史学评论中值得重视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