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代价:论1943年曹禺西北之行及其写作

在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曹禺的生平与创作历程中,1943年的西北之行'是最伟大最难忘的'。但迄今为止,有关此一事件,今人所知无多,既有的一些记述亦颇多讹误。本文利用海内外档案、报刊、回忆录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史料,首度重建此一事件之本末;进而指出曹禺在河西、兰州、西安的短期旅行经历,未能为其构想中的历史剧《李白和杜甫》提供必要的创作动力,原因相当复杂,并不只是西北'破败'、未开化所致;曹禺的西北之行,也并未在西北地区的现代文学、话剧发展史上引发更大的回响,因此,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地方、区域文学史之研究与叙述,及曹禺研究著作,对此类问题似不必过甚其词;最后,以此为例反思其中某些支配性的思想、写作模式及其缺陷、不足,注意及之于'文学史'所付出的代价。

暂时的摆渡者:1940年代后期西北的“通俗小说热”

1940年代后期,当作为一种运动、思潮的“新文学”在西北地区走向终结,出现了另一种“通俗小说热”,后者不惟占有数量方面的优势,类型和题材也相当丰富。这些通俗小说除了采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题材之外,还试图融汇本土背景、素材,这一在地化、本土化的自觉追求,也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变革、读者的阅读行为。概而言之,西北的通俗小说,虽然不免遭受来自新文学、左翼文学立场的批判,但却以此特殊机缘,暂时地获得了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成为真正有效的“地方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