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权力与情欲:明代西南土司家族女性研究

对明代西南土司家族女性群体进行画像,可以聚焦责任、权力与情欲三大核心要素。土司家族女性的职责使命依据其身份主要分为三种:女土官——地方政权运作维系者,土司夫人——家庭责任承担者,土司女儿——家族政治联姻结盟者。土司家族女性对权力的态度与其为人处世风格、追求目标息息相关,她们作为一支重要的地方势力对土司继承权的态度大致分为三类:主动捍卫、守住继承权;不迷恋,主动返还权力;未获得继承权,千方百计争夺权力。明代不同土司家族女性对职责使命的认知、对忠义精神的体悟,对情感欲望的感知程度不一,家庭、社会与自我在其心目中所占分量不一,因而在具体实践中做出各自不同的抉择,发挥不同的作用:有的女性为保护家族男性世系传承稳定竭尽所能做好家庭主事者,有的女性受忠君爱国意识浸润甘做社会秩序维护者,有的女性沉溺于私人情欲放纵个人欲望成为家族地方动乱的肇事者。

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与西南土司的研究

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从人类学的中国族群研究逐步向历史学的中国边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在海外中国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中国西南土司制度成了一个热点,对一些关键性概念的讨论,如帝制时代多元文化政治、中心-边缘、文明进程、朝贡-朝圣体系、地方主体性建构等,产生了建设性与挑战性思考。

土司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

明清统治者出于国家权力向土司地区延伸的需要,要求各地土司必须在国家确定的土司制度(包括承袭制度、职衔制度、贡赋制度、奖惩制度等)框架内接受地方长官的约束,履行驻防、守御的职责,随时以备征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治理土司的主要策略有五:第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彰显约束之策;第二是在承袭问题上,显示驾驭之权;第三是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监督之术;第四是在统治手段上,采取"恩威"之计;第五是在目标设定上,达成土流一体。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各地土司促进国家权力延伸的举措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控制辖区内的民众,这为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

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设立之初,其辖区与经制州各有畛域,互不侵犯,即所谓"蛮不出峒,汉不过境",土司政区的地理沿革相对稳定,大多沿袭传统地域。但随着明代后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民族关系的紧张及其土司之间土地的侵夺,土司辖区时有扩张与盈缩;土司政区的起源与形成有三种,世袭领地、朝廷赐封与战争扩张。明清时期西南的强势土司大多侵占吞并周邻地盘形成领地纠纷。如明代播州、容美、酉阳土司甚至公然侵夺卫所屯堡。土司之间的领地纠纷往往由地方经制州长官的仲裁与调整,而土司的领地扩张与领地纠纷引起的民族地区冲突也是明季至清代前期中央王朝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政府利用赐服制对西南土司的管理方法有两种,其一通过赏赐与土司首领品级相当的朝服、公服,旨在通过统一外在形象达到政治一统的目的;其二景泰、正德年以后,在品官制服之外赏赐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希望通过额外赐服达到弥补明廷财政拮据的目的。这虽与朱元璋在明初确立的对西南夷"怀德"的安抚政策表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明统治者对西南夷的统治政策和明初已有了本质区别。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其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大量土司归降。为了处理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朱元璋在前代朝贡基础之上,创制了明代特色的朝贡体制,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沿用。各个土司朝贡物品主要为马以及各地的特产,同时故元土司也会向明廷缴纳元代颁发的信物;明廷对朝贡土司的赏赐本着"厚往而薄来"的原则。明廷的措施较妥善地处理好了与西南诸土司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洪武时期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的具体事宜进行探讨,包括朝贡管理的机构、具体朝贡记录以及朝贡展开的基础,以此解读洪武时期土司朝贡之盛况。

从“朝贡”到“土贡”：明清西南土司内地化的一个侧面

明清时期西南土司朝贡存在向土贡转变的过程。明初西南土司的朝贡与流官地区的土贡有着本质区别;明中后期朝廷频繁整顿土司的朝贡活动,出现"土贡化"趋势;雍正"改土归流"前后,土司朝贡正式完成了"土贡化"的转变。明清时期朝贡"土贡化"的转变历程,表面上是朝贡的政治功能弱化、经济功能强化,是西南土司地区的赋税逐步被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过程,但本质上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流官地区差距缩小的过程,也是中央政府对该地区从过往的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西南地区逐渐内地化。

明清西南土司承袭方式演变考论

明清时期,西南土司的承袭在两种方式间发生多次转变:赴京告袭,即土司或亲自或遣人赴京请求承袭,其显著特点是将承袭与朝贡结合;就彼冠带,即土司在地方请求承袭,但长期要求土司承袭时需按品秩纳粮。前者主要集中在明初,后者从明中期开始逐渐成为主要方式,但期间多有反复,直至清康熙时期就彼冠带被正式确立为土司的承袭方式。赴京告袭向就彼冠带的演变符合行政运作简化的规律,背后隐含了中央与地方经济获取状况的变化,即中央从起初的经济支出方转变为获取方,土司从明初的获取方逐渐成为支出方,直至“改土归流”后对土司编户齐民,直接征税。这是中央政府对西南土司经济管控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西南少数民族逐渐被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过程。

民国期刊所见学人对西南土司问题的探究

中国历代王朝致力于缔造“大一统”的盛世,其为了整合边疆民族地区必然要采取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土司制度兴起于元代,在中国西南地区广泛存在。近代以来,列强扰边,内部动乱。与此同时,西方思潮的涌入,报刊业发展的繁荣促进民国的学术研究。土司问题关乎国家边疆稳定和政治革新,备受民国学人关注。因此许多学人纷纷于期刊杂志上发表研究西南土司制度、土司沿革、土司的主要特征等相关问题的文章,并展开对土司制度存废以及改土归流路径的争论。这些关于土司问题的研究虽存在瑕疵,但是有学术开创之功,为此后学者的土司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方法。

平定“三藩”前西南土司地区法治之混乱及其成因

土司制度经历元朝的土官制度、明朝的土司制度、清朝的改土归流三个发展阶段。明朝对前代的土官制度实现规范化,并在更大的地域范围推行正式形成的土司制度。但土司制度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后期日趋严重。明清之际与吴三桂叛乱时期,西南地区土司违法的问题十分突出,加剧了社会混乱的局面。了解清朝平定“三藩”之前西南土司地区法治混乱的状况及其成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西南土司身份认同探析——以水东宋氏为例

西南土司的身份认同可分为汉人和夷人两种类型。水东宋氏是贵州土司中认同汉人的代表之一,其身份认同,主要有明代的宋景阳说、清代的宋鼎说和土人大姓说三种说法。造成水东宋氏家族身份认同发生嬗变的主要原因,既有宋氏土司家族国家认同观念深化的因素,也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发展的影响。

从朝贡成员到编户齐民:明中期对西南土司朝贡的调整及影响

正统至嘉靖时期,明朝对西南土司朝贡的频率与规模、贡品的运输方式、违规朝贡、赏赐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调整,其措施多围绕经济这一因素展开。在此背景下,朝贡的政治功能不断弱化,经济作用持续强化,这加速了西南土司的政治身份开始从之前的朝贡成员向编户齐民转变,本质上是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从之前的间接管理开始向直接管理转变。

朝鲜史料视阈下的明代西南石砫土司

中国史料对石砫女土司秦良玉生卒年的记载不一,经过比对朝鲜文献可知秦良玉生于万历十二年,卒于顺治五年,享寿65岁;大约明代开始马氏土司就开始构建先祖汉人身份,以掩盖自身的"蛮夷"身份标签。但在构建马氏土司先世世系之时没有注意到时序合理性问题,致使出现较大漏洞,入清以后,土司后人调整了石砫土司先祖的世系排列,从而使之"合理化";石砫土兵参与援辽征调,抵达通州的准确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从四川行军至通州的时间约为5个月;在石砫土兵之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苗兵。

何以贡赋:论明清西南土司朝贡与赋税之合流

明初,朝贡与赋税是西南土司向朝廷承担的两项基本义务,但各自起到不同的政治作用,两者为并行关系,应无主次之别。明中后期,朝廷频繁调整土司朝贡,使之不断收缩,出现与赋税合流之势。至清代中期,部分土司之朝贡完成了向土贡的转变,随后多被废止,但本质上是朝贡与赋税完成合流,形成完整意义之“贡赋”。在贡、赋合流过程中,朝贡给西南土司附带的羁縻色彩不断削弱,直至完成“内地化”的转变。

“身/家/国/天下”视角下的土司研究——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评介

成臻铭的《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一改传统研究范式,首次将土司制度置于"身/家/国/天下"视角下进行研究,为当今土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国家边防视阈下清朝西南边境土司的情报职能

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作为国之藩篱,负有边境管理及国家边防之责,搜集边防情报是西南边境土司的一项重要的边防职能,但西南边境土司参与情报活动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约在乾隆二十年前后,西南边境土司才开始为清朝政府频繁搜集情报,并在乾隆中后期参与了密集、持久、激烈的情报战和反情报战。从整个清代来看,清朝西南边境的情报活动,以乾隆时期最为精彩,其中又以乾隆中后期清缅边境最为出色。此外,清朝政府对西南边境土司获取的情报进行研判,但情报研判时间过于漫长,影响情报使用者的及时决策。因为西南边境土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所以表现出对清朝的高度认同,积极为清朝政府搜集情报,为守护西南边境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