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1867)

骆秉章作为咸丰末年督川的最佳人选,用自己的驭将之术有效地控制了当时的西南军功阶层,并通过大量的保举与参劾,有力地影响了清廷在西南的人事安排。通过对比他与当时西南边疆几位同僚的不同遭际,可以看出清廷在不得不扩大军功督抚权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地加强了对他们的监控。对此的讨论或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咸同政局,进而更好地理解晚清政治史。

胡汉民与30年代西南政局关系探论

20世纪 3 0年代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言行举止对西南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胡汉民被扣 ,引发了宁粤对峙 ,形成了西南半独立的状态 ;其次 ,胡汉民作为精神领袖 ,与两广实力派互相配合 ,维持了西南半独立的局面 ;复次 ,胡汉民猝死 ,引发两广事变 ,最终瓦解了西南半独立的态势。胡汉民颇深的政治资历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西南实力派的大力支持 ,是他能够左右 3

吴铁城关于西南政局及实力派倒蒋活动密电选

蒋、胡失和后,胡汉民偏居香港,联络西南实力派暗策倒蒋。此组密电反映胡汉民与陈济棠、白崇禧等人之间的意见分合、时和时离情形以及各派对反蒋、剿共、抗日、闽变等等之态度。时吴铁城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孙中山、唐继尧关系与二次护法的顿挫

孙中山与唐继尧关系之演变,是影响二次护法及西南政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1921年2月唐继尧被部属顾品珍驱逐出滇,直接置身于孙中山在两广的护法事业,成为各方瞩目的关键力量。孙中山争取唐继尧,对其未来回滇复权许以重诺,意在邀唐所部滇军合作北伐;然因陈炯明反对北伐,支持并促成唐继尧“二次回滇”,造成广西滇军主力未能加入北伐序列,愿意北伐的顾品珍反而败亡。孙、唐关系之演变直接造成孙中山北伐计划的落空和二次护法的顿挫,并间接影响到后来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和依靠对象的选择。

辛亥光复后的西南局势与袍哥兴衰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络和发动下,袍哥为西南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南光复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对袍哥迅速采取取缔、镇压的政策,极大地遏制了民初云南袍哥的活动。而贵州、四川则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哥老会采取迁就和放任的态度,致使这两省公口盛行,基本上成为了袍哥的天下。之后,援黔、援川滇军入境,对袍哥进行扫荡,两省哥老会损失严重,从此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蛰伏状态。如何正确认识这一时期西南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关系的转变,关键在于准确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的历史地位进行界定。

20世纪30年代滇桂“兼领黔地”之争

20世纪30年代初的西南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区域化景象,各省于地方自立且彼此保持均势,同时又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抗衡中央势力的渗透。其中,贵州在西南政治格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谋求政治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及力求维持地方利益的川、滇、桂三省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红军长征途经黔地,给蒋介石势力进入贵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亦为解决困扰国民党中央政府多年的西南问题找到了突破口。为此,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围绕着对贵州的控制展开激烈角逐。结果,中央军搞垮黔系王家烈,实际控制了贵州,达到"扼桂图滇"的效果,又以"兼领黔地"权限之争离间滇桂之关系。此时的贵州,不仅成为改变西南原有政治格局的关键,而且折射出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