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殊俗到慕化:汉晋时期的西南边疆族群历史书写

汉晋时期,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史书中所建构的边疆书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前代的边疆族群治理在后世的历史书写场域中不断地被回忆和叙述。在“大一统”话语体系之下,随着中原王朝不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的变化,史家对于边疆族群的书写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史记》被塑造为边疆族群书写的典范,奠定了边疆族群夷夏二元一体结构的书写基调。随着后世汉族移民的不断迁入,至魏晋时期,史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逐渐由“蛮夷”向“夷夏杂居群体”转变。揭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书写的历史理性逻辑,是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期历史根基的新视角。

“帝国边陲”--欧美学界对中国西南的研究演变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南边陲成为欧美学界"中国学"的新一轮关注焦点。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以"帝国研究"的模式来考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区域研究"运用地方化视角,探求"中国西南"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力图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呈现多样性。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欧美学界以超越国家主义的宏观视角,将"中国西南"视为一种文化符号,致力于在"文化"和"社会"的脉络中来理解其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

从人伦日用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性:滇西南不同族群生活世界的知识社会学解释

文化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一体性和凝聚力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难险阻而生生不息之根与魂。中华广土众民共享的伦理价值、历史叙述与嵌入社会事实中的文化共同性彼此叠加,在时空坐标中形成了“自在”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简单地照搬西方学术体系和概念话语无法对中华民族用历史长卷缔造的共同体进行恰当解释,故从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传统及当前处境的社会事实出发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和解释性理论有着相当的迫切性。基于对滇西南不同族群社会生活的田野调查,借助不以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为标准版本的知识社会学视角,探究以孔儒传统为核心的中华“教化系统”在滇西南各族群的生活世界中内化为地方性“社会知识库”,多元通和的信仰与当地文化习俗相结合,使安身立命的伦理价值嵌入敬天法祖和神道设教等日常生活的礼仪实践中,构造出了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从而确认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绝不是想象出来的,其文化共同性既非虚构也非论证出来的,而是基于生活世界人伦日用之中的伦理价值、道德秩序及共同的历史叙述和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