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志的体例、功能及发展——以二十世纪的西南调查为例

民族志发展的历史脉络可清晰地呈现人类学学科史。通过西南民族志文本考察可知,民族志从落地中国的那一天起,并没有完全移植西方民族志体例,而是努力适应中国语境寻找自己的开创空间。本文从历时的角度研究二十世纪的民族志发展:二十世纪上半叶与传统方志与史学观念结合的民族志如何完成国族建构;新中国时期为民族问题服务的民族志如何通过时间上的序列化完成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目标;以及新时期之后民族志如何通过中西对话、回访重写及跨学科等方式获得深度发展等。本文重点关注二十世纪的几次社会转型如何规范或者说形塑民族志文本,同时,民族志文本又如何转换其内容、形式与体例来表述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这样的转换与表述如何影响了对中国的认知以及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等。

边疆性与民族性的整合:20世纪上半叶西南调查研究的反思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调查,学界局限于民族史或边疆史学科的单维度研究,使人们很难得到关于西南调查完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西南调查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深入边疆史和民族史针对西南调查问题不同论述的内部,试图从"西南"的主体视角分析边疆史和民族史单一研究路径的视野局限,进而提出"边疆性"与"民族性"整合在全面、系统把握西南调查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期为西南调查研究提供新的可能与方向。

20世纪前半期中山大学与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掀起了西南民族研究热,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中山大学是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的先驱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该校生物系师生实地调查了两广瑶族。随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调查云南民族,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有影响的西南民族调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山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师生广泛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成就斐然,中大因而成为西南民族调查的重镇。

一九三○年毛泽东赣西南农村调查的目的与影响

1930年2月,赣西南二七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所支持的土地没收分配方案,但党内仍存歧见。随后,毛泽东在赣西南密集开展农村调查,以证明自己关于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的思考是正确的。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初表述。调查结论驳斥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支援了党内与"托陈取消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毛泽东的赣西南农村调查也存在不足之处,其对富农问题存在着观点上的先入为主和方法上的较多定性分析。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了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

随程子华调查大西南三线建设

1964年，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的程子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率领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大西南三线建设现场进行调查研究，以确定拟建中的工厂厂址。我作为程子华的秘书，也一同前往。在程子华的带领下，调查组走遍了西南三省，对三线建设进行实地调研，从而为三线建设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