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境脱贫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现状、困境及路径

脱贫地区产业协调发展是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防止返贫的重要举措,更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根本路径和核心动力。西南边境脱贫地区由于历史地理、资源禀赋等条件的限制,在产业与城镇化、产业与生态化、产业内部发展、产业与产业间、产业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南边境脱贫地区产业协调度的测算,剖析其产业协调发展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建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绿色产业发展、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注重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拓宽产品销售渠道,进而强化西南边境脱贫地区产业协调发展能力,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

数字赋能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的影响机理、现实问题与实践进路

返乡创业是西南边境地区由“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帮扶转变的重要方式。通过数字赋能提升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的整体效能,是该区域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的有效路径之一。结合数字技术的特殊属性,返乡创业的多元特征及西南边境地区的独特区位,剖析数字赋能对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的影响机理,发现数字赋能创业活动的结构效应促进了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的边界扩展,数字赋能开放合作的共享效应促进了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的资源整合,数字赋能多元领域的协同效应促进了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的权力重塑,数字赋能技术融合的创新效应促进了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的柔性运行。同时,数字赋能在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基础与要素需求的落差、人才问题与数字帮扶应用与创新的矛盾、西南边境特殊区位与数字赋能返乡创业帮扶的协调等现实问题。研究认为,应加强政策引领,促进要素流入,为数字赋能返乡创业帮扶提供保障;完善人才机制,推进数字人才与数字赋能返乡创业帮扶的有效衔接;对接优势资源,通过边境特色嵌入实现返乡创业帮扶的成效增值等策略。

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信息生态机制分析——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察

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具有群体跨境流动、相对贫困落后、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多样等特征,该地区“三股势力”依然活跃,并渗入各类网络社群,煽动不良情绪。从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与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国家战略来看,亟须统筹合力,优化网络社群生态,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对西南边境部分村落、乡镇进行调研,借鉴信息生态理论,将少数民族网络社群视作信息生态环境的重要有机体,发现其遵循以下信息生态机制:公共议题讨论,基于情感需求的“线上—线下”交互的运行机制;基层治理信息交互,社会信息交流共同体的信息交互机制;基于锚定的强集聚效应,信息中心节点聚合效应显著但不稳定性客观存在的动员机制。

数字赋能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帮扶:修复机制的实证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渗透,其在多个领域中所起到的赋能作用日益明显。尤其是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地区,数字赋能为推动返乡创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动力。着重探讨了数字赋能如何修复该地区的返乡创业,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结合实证数据深入剖析了其中的修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在该地区的政府机构和关联企业的帮扶中,对修复创业信息流通和通达性产生了积极效果。同时,当数字赋能与地区的关联企业和投资机构相结合时,其对于修复和促进创业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该地区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数字赋能的加持下,对创业者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修复。

西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发展能力问题研究

跨境婚姻在西南边境地区已成社会常态,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表明了跨境婚姻将在边境地区长期存在,此类婚姻形成的家庭在生物性功能、生产性功能、心理性功能以及社会化功能方面均存在实践困境,进而影响着跨境婚姻家庭的健康发展以及边境地区农村的社会稳定。因此,对西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应从外籍配偶“个体”转向其家庭“整体”,通过家庭发展能力的提高来推动其家庭功能发挥的正常化,进而缓解跨境婚姻家庭与边境社会和谐发展的矛盾。

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与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研究

兴边富民行动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西南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实践价值。通过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s I指数和固定效应模型讨论数字普惠金融与兴边富民的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兴边富民行动自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研究期间,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水平总体达到中等水平,并且平稳上升趋势明显。各边境县(市、区)兴边富民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等级大多升至中级协调水平以上,并且耦合协调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差异正在不断扩大;仅部分地区表现出空间聚集效应,大多数地区仍不存在空间聚集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西南边境地区兴边富民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更能促进兴边富民的发展。

西南边境地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培训现状与提升研究

为提升西部边境地区小学数学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水平,落实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的发展,本研究以西南边境地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培训现状与提升策略作为研究主题。采用问卷的方式调查西南边境地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培训的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小学数学教师职后培训的优化策略。

西双版纳州做实联防联控 筑牢西南边境森林防火屏障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老挝、缅甸接壤,边境线长966.3公里。其中,景洪市南与缅甸国接壤,边境线长112.4公里,易过火边境线长76公里;勐海县西南与缅甸国接壤146.5公里,易过火边境线长117公里:勐腊县东部和南部与老挝国接壤,西部与缅甸国隔江相望,边境线长740.8公里,易过火边境线长145公里。边境一线少数民族聚居,生活、生产方式落后,每年3-5月,境外边民集中开始生产备耕,火源管控难度大,境外火频发、高发,加之经济欠发达,边境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十分突出。

文化润边:清朝西南边境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国家视野

清朝视西南边境的土司为国之藩篱,令其戍守边陲,但土司争为雄长,不利于边疆稳定。清朝政府基于对文化治理功能的认知,在西南边境土司地区施行文化润边理念,以增强土司的服从意识与国家认同。清朝西南边境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政策经历了从宽到严的发展变化,虽然期间受到土司的抵制,但仍取得较好的成效。清末西南边疆危机四伏,清朝政府为巩固边防,在西南边境土司地区拟重振儒学来润化边陲,因时日太短,随着清朝覆亡而成为具文。

清朝的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及其在西南边境的实践

康熙时期,清朝初步制定了全国性的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此后在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时期有所调整,内容渐趋细化。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西南边境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的条款和实施进程,与全国性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的内容和实施进程并不同步。清朝政府又制定了适用于西南边境的地方性出入境人员管理制度,并根据西南边境的历史发展态势随时调整。此外,清缅战争期间乾隆朝封锁中缅边境,禁止所有人员出入,目的是使缅甸物资匮乏,防止境内信息泄露,以尽快取得战争胜利,并在战争结束后惩罚缅甸,即使如此,中缅边境依然有许多境内外人员非法出入。

西南边境地区“三非”治理路径研究--以RCEP为实施背景

“三非”问题是西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大安全隐患,给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目前,西南边境地区“三非”外国人管控存在法律法规形式散乱、内容滞后,入境各环节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信息共享与沟通不够,遣返工作难度大、效果不佳等问题。基于RCEP实施背景探究,西南边境地区人流物流量将呈几何级增长,“三非”问题将更加复杂化,需要多部门从加快边境物理拦阻设施建设、加强边境管控、构建全方位的边境立体防控体系、进一步加强出入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案件侦办、坚持打击常态化、进一步深化“三非”治理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不断优化治理思路,以“平安边疆、富裕边疆”为愿景更好建设西南边境地区。

区块链在西南边境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帮扶中的应用与思考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激活西南边境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推动由“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帮扶转变的重要方式,对区域内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当今时代,数字技术已成为区域内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治理方式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区块链技术在返乡创业帮扶中的巨大潜力已开始逐渐显现。通过分析西南边境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帮扶中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探寻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机制、去中心化、开放透明度及可追溯且不可篡改性等特征与其现实困境的契合之处。最后,从区块链+返乡创业帮扶精准施策、区块链+返乡创业帮扶信息共享、区块链+返乡创业帮扶多元协同、区块链+返乡创业帮扶链式监管4个方面提出了区块链赋能西南边境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帮扶的创新机制。

数字赋能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具体表征、创新机制及保障措施

数字赋能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是运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将返乡创业与该区域特殊性相融合的有益尝试,旨在推动区域内传统“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帮扶的转变,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研究发现,数字赋能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的具体表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业、数字金融、数字化治理和产业数字化五个方面。数字赋能西南边境地区返乡创业的关键在于返乡创业人员的精准识别与帮扶、资源约束下返乡创业能动性的激发、数字经济时代的返乡创业资源整合、依托区位优势实现返乡创业高水平开放及返乡创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共生。因此,应利用数字技术积极构建返乡创业需求精准识别与风险监测机制、内在动力激励机制、资源整合机制、跨境创业开放机制及传统产业与返乡创业共生融合机制。最后,提出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激发数字创业机会开发与转化、发挥数字金融普惠作用等创新机制运行保障措施。

基层组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作用——以西南边境民族地区为例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农村工作的顺利推进关键要靠农村基层组织,但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在衔接进程中却存在政治领导力不强、带头人执行力较弱、边民参与农村治理的后劲力不足等瓶颈问题,制约着衔接效果。因此,此地区的基层组织要立足区域实际,加强组织队伍建设、配好领头雁、转变思想观念,以做好有效衔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西南边境实战演习中的精准卫勤保障组织

军队医院是我军卫勤保障的主体力量,直接影响我军战斗力保障力的生成提高和有效发挥,随着现代战争作战方式的转变,军队卫勤保障模式也必须顺势而变。本文从本院野战医疗所参加西南边境地区实兵实弹演习,实施精准卫勤保障经验出发,阐述实施精准卫勤保障的必要性、具体做法和建议。

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跨境贸易的阻力及其影响因素

以1998—2016年中国云南与相邻的老挝、缅甸及越南间的跨境贸易为研究对象,基于贸易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分析边界效应的存在性,运用阻力函数估算边界效应的阻力值,分析影响边界效应的因素。结果表明:边界效应对跨境贸易的影响明显;在跨境贸易中,越南对中国云南的跨境贸易阻力最大、老挝次之、缅甸最小;语言趋同、缩小文化和政治体制差异、人民币区域一体化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有助于弱化边界效应的影响。在推进跨境贸易的行动中,可根据阻力的大小确定贸易对象的优先顺序,并根据阻力的影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和谐问题思考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全社会共同发展。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历史和现实等原因,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面临着经济发展落后、边民生活水平与内地差距较大等问题。社会各方面力量要群策群力,通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等各种途径,加快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家庭子女社会化问题思考——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在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情况下,在族群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文化存在冲突的情况下,面临一些迷茫。对此,我们需要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

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

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

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政治社会化问题思考——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由于地处偏远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政治认同方面似乎比一般小孩更加冷漠;在国家认同方面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在法律规范认同方面,由于他们处于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边境,在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一些迷茫。边境跨国婚姻的小孩也是祖国的花朵,尤其需要呵护。在家庭方面,需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特殊困难。在社会方面,需要通过依法加强民主政治实践来强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可。在学校教育方面,需要加强法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