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赏赐制度研究——以对西周金文赏赐物的量化分析为视角

西周赏赐类铭文中常记载各种赏赐物品,这些赏赐物的出现以及之间的组合都呈现出一定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铭辞文意,对充分认识西周赏赐制度,以及受赐者地位和判断铭文时代等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量化分析为考察这些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进而以分析结果为基础探讨、总结各类赏赐物间组合规律。

西周铭文介宾结构补语考察

西周铭文用作补语的介宾结构,介词有"于、用、以、自、在、越、安、至于"8个,其中使用频率最高、适用范围最广的是"于",其他介词的适用范围均较窄。介宾补语可以表示处所、凭借、对象、主动者等意义。介宾结构表示时间,几乎都不做补语,而是做状语。当动词宾语和介宾补语同时出现时,主语、谓语中心语、动词宾语、介词宾语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语义关系;语序上,以动宾在前、介宾在后为常。介宾补语的介词有时省略,省略的介词基本是引入处所、对象的"于",引入凭借的"以"也偶有省略。

西周铜器铭文空间叙事场域探析

文章从空间叙事的角度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探析其中空间叙事场域在三个方面的呈现:一是西周铜器铭文中最早出现了"中国"这一词汇,首次彰显了作为天下中心,统御四方的空间意识;其二,在祭祀、册命与赏赐等仪式中频繁出现的大庙和大室等固定场所,代表着礼制活动的空间确认;其三,从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铜器铭文中涉及土地问题的记载愈加明晰,使得疆域划分得到了空间的强化。

“德”之下移:西周铭文中的“德”

现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周人之"德"经历了一个从天到王再到臣的"下移"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有层级、以"礼"为外在形式的下移过程,为"德"内化为修身的功夫提供了契机。究其原因,"德"之下移既是基于西周确立、稳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区分贵族、庶民的政治策略。

西周青铜器铭文复音词构词法

在中国语法史、词汇史、文字学史的工作上,殷周时期的语言是首先值得注意的对象。因为就今可见的确实可靠的语文资料来说,殷周时期是中国语言文献历史当中我们能够追溯的最早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时期的语言事实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可能知道此后各个时期语言在发展上的传承关系和新的现象。从西周开始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构词的方法也由单音造词向复音词转变,所以我们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来了解西周汉语复音构词情况。

论鲁台山西周“公大史”铜器铬文

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的铜器内.有一组“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的铭文。对于这一铭文的考释,目前是有着如下三种看法: 陈贤一同志云: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有四件鼎,器铭为‘公大□□姬?乍器’、‘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公大史□姬宝□□’,这四件方鼎,是公大史为其夫人作器”。

西周铭文中的射礼及其政教德化意义

西周青铜铭文中9篇记载射礼,射礼在西周时期已经基本成熟,射礼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礼仪。射由早期的狩猎行为发展为军事上的技能,又与礼结合演变为射礼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射由实用性发展为政治性,最后演变为艺术性表演性的过程。射已不仅是技能和战争能力的体现,而是被赋予丰富的政治意义和道德品格,进而射有一定表演意味和艺术审美功能。据《礼仪·射义》记载,射礼是西周时期礼乐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天子选拔诸侯、考察臣下、检验忠诚等的重要政治手段,射礼也体现了射士的道德品格和坚忍的心理素质,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殷商与西周铭文中“赏”、“赐”二字语法辨析

周代宗法下的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等级严明的礼乐制度,以巩固其政治伦理。当时君王对于臣属时有赏赐,此类事件往往铸于鼎彝,成为足以与经传文献相互佐证或补充的实物资料。殷商、西周金文中之赏赐行为,大致可分为君王对公侯伯等群臣之赏赐;公侯伯对其下属之赐;诸侯国及臣属间之互赠;公侯伯等臣属对王之贡献等四类,综观上述的各种赏赐行为,可见赏赐行为实为殷商、西周政治运作之重要支柱,居上位者借"赏赐"行为以显示自身之权威,下属因受"赏赐"而有沐浴上位者恩惠之感。诸多学者先进对于"赏赐者""被赏赐者"与"赏赐物"之间的关系,已有深刻且完善之研究成果,但是对赏赐语法的讨论较少而略显不足,实仍有讨论空间。故本文试以殷商及西周时期铭文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赏""赐"二字在语法句型中之差异,并试图说明二字随历史演进下,时人用法之互有消长,以呈现殷商至西周时期的所谓馈赠方法,由赏赐并用,到单用赐字,其中的转变现象。

青铜典范 宝簋生辉---滕州市博物馆藏西周铭文青铜簋探析

青铜器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它以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铸造精致、品类繁多而著称于世,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其中簋类是古代铸器的大宗,它造型典雅别致,种类繁多,观其神秘厚重的原始张力和粗犷张狂的艺术魅力,可揭秘不同时期的特殊用途。而青铜簋作为组成商周时期灿烂青铜器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青铜器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西周晚期铭文整理与研究之字形简化现象初探

目前所見西周時期的文字主要是金文,即鑄刻在各種金屬器皿上的文字。文字的形體,即字形是古文字研究的主要對象。本文就西周晚期铭文字形的简化现象作了一个简要的勾勒,以期對金文的字形結構、演變規律的研究提供一個比較重要的參考資料。

班簋“作昭考爽益曰大政”解

本文在前人理解的基础上,对班簋铭文“班非敢覓,唯作卲(昭)考爽,益曰大政”再做阐释,指出其中有两重利用双关语作修辞的情况,并讨论了一些相关问题。

西周所见“赐金”铭文整理与研究

赏赐是文献所见西周时期金属流通的重要途径之一,通常认为,铭文赐“金”多指铜。本文对西周赐金铭文进行了整理,将赐者分为周王、诸侯和其他贵族,按照赏赐主体和客体关系分别对相应的赐金行为进行解读,并对一些存疑铜器进行简要说明。另对赐金行为存在的时代进行探讨,发现西周早期最为流行,这可能代表着以周王为主体的金属资源分配模式,并从册命制度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补充解释。

西周都邑的卫戍分区:立足于铭文“還”的试探

西周铭文中的"還"字被释作"苑"、"咸"、"县"。通过辨析,以上注解均有不确。按《方言》,"還"释为"积",通"环",极可能是西周"师"具体驻屯在各地的卫戍分区,是以承担军事任务为主要职能的特殊地域组织,具有"耕战结合、军农一体"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军队实施分级管理和军事布控的重要方式。对西周铭文"還"的考释和重新解读,否定了"還"是"县"的观点,认为中国行政区划基层管理制度(县)的起源时间需谨慎对待。

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

西周时期的书法遗迹,有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两宗。西周甲骨文字体纤小,大者不过长8毫米,宽5毫米,小者仅1毫米见方,风格接近殷末第五期甲骨文。从目前所见西周甲骨文来看,都是周初之物,不能反映西周的书法全貌。所以,人们讨论西周书法,通常是以青铜器铭文(金文)作为依据。

西周铭文、《费誓》与《江汉》《常武》的互证研究

《诗经·大雅》中的《江汉》与《常武》前后相衔,都属于张扬武功的颂歌。前者歌颂召伯虎受王命征伐淮夷大告成功,后者歌颂周王亲率六师、命卿士征伐徐方的赫赫业绩。这两首诗是何时所作,是否同时之作,伐淮夷与征徐方是何关系,其情势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诗篇的情感。本文即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梳理了同为少昊之后赢姓之族的淮夷、徐人的关系,及其于西周时期与周人的长期冲突,并论证了两篇乃宣王时同时之作,伐淮夷与征徐方乃统一部署的一次大规模东南征服行动。《尚书·费誓》直称'淮夷徐戎并兴',可用来作为征伐并发的佐证,同时,本文关于《江汉》《常武》的研究,又为解决《费誓》的作时问题提供了论据。

“其”字的早期用法

“其”的本义为簸箕。《说文》作■,云:“簸也”。盖“箕”为“其”的孳乳字。甲骨文作(铁218.2)■、(乙3400)、■(乙8685反),西周金文作■(盂鼎)、■(仲师父鼎),东周后有■(中山王壶)、■(石鼓)、■((艹皀)■鼎)等形。《说文》箕下所引之古文有■,■文有■,亦皆与上列形体大同小异。可见殷代的■、■是簸箕的象形,至西周始有加声符下,作■,成形声字,东周后始见从竹之箕,乃后起加义旁字。“其”字在殷甲骨文中均假借作语词■,未见用为本义。“其”的用法,早期比较单纯,在殷代,从卜辞看,大多置于动词前,以加强动词之语气,有表示祈使,表示疑惑不定,表示口气之委婉等作用。如:“丙戌卜,今■,方其大出?五月”(前卷一,46页4版)此辞盖卜问与商敌对之方国,是否会大加出扰。“其”字置于动词性词组“大出”之前。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评介《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本书利用金文资料并结合文献研究,以复原西周一代的职官制度。书中对西周职官的职掌、地位等方面作了研究,从而进行了西周官制系统的构拟,揭示了西周官制的基本面貌。作者掌握了目下所能看到的见于著录的全部金文资料。在他们收集到的有关记载职官的近500件金文拓本中(不包括重复出现的)整理出涉及职官的资料近九百条。在大量的资料中,作者进行分类排比,归纳出西周职官凡213种。据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说。

西周銘文、《費誓》與《江漢》《常武》的互證研究

《詩經·大雅》中的《江漢》與《常武》前後相銜,對這兩首詩的創作時間,伐淮夷與征徐方的關係及其情勢的探討,有助於理解詩篇的情感。結合傳世與出土文獻,可以梳理出同爲少昊之後嬴姓之族的淮夷、徐人的關係,及其於西周時期與周人的長期衝突。由此可知,《江漢》《常武》兩篇乃宣王時同時之作,伐淮夷與征徐方乃統一部署的一次大規模東南征服行動。《尚書·費誓》之文可用來作爲征伐'併發'的佐證,同時,關於《江漢》《常武》的研究,又爲解決《費誓》的作時問題提供了論據。

续论隓字构形与隓声字的音义

"■"字早见于西周铜器铭文,但由于与《说文》"隓"字结构有所不同,长时间内未能释出。随着包山楚简、豳公盨的陆续问世,不仅出土文献中"隓"字及从隓声、隓省声的文字已经得到确认,而且对《说文》等字书中的"隓"字的构形及隓声字也有了更多的了解①。笔者曾经讨论过包山简中的"隓"及从隓声的字②,本文续论"隓"字的构形、演变与隓声字之间的音、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