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在唐朝安西四镇中的地位

历来有关唐代西域史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安西四镇的设置，焉耆与碎叶的交替等问题展开论述，对与此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的解释日趋合理。然而，四镇所存的两域地区，境界回远，不论是最先设簧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还是后来代焉耆备四镇的碎叶，在安西四镇中均各有其独特的战略地位，他得一一做个案研究。

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

安西四镇的称谓,自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后,就已出现。此后,曾三次陷落于吐蕃,四镇三失三复的重要教训是,要保持对四镇的稳定统治,必须要派驻足够的兵力驻防才有保障。长寿二年(693年)朝廷决定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此后,在安西四镇之下,又增设了许多二级军镇,除碎叶镇外,还有如拨换镇、通海镇、葱岭镇等。于阗镇下增置有坎城、兰城、胡弩、固城、吉良等五个二级镇,在于阗镇内诸州,还设置了州级军镇,如六城质逻州的杰谢镇,还有安夫镇,实为三级军镇,玉河军、箫乡军,也可能属于阗镇辖下的军镇名。在于阗镇内设置如此众多的军镇,主要是为了对抗吐蕃对于阗、进而对四镇的进犯。众多新军镇的建置,是唐安西都护府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唐对西域统治由不稳定走向稳定的重要保证。

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安西都护府文书的发聊,安西四镇的弃置,一度成为国内外唐代西域研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由于对某些史料和文书的理解不同,在安西四镇弃置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争论,如四镇的设立时间,碎叶镇与焉耆镇互代的时间,四镇弃置的次数等。每一问题都有各种不同说法,仅四镇的弃置,就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等几种说法。

唐代安西四鎮的軍鎮體制與社會控制

唐代四鎮地區的“城”可劃分為羈縻府州行政系統之城和軍鎮體制下的軍城、守捉城、鎮城等。置軍於城、置守捉及鎮於城,是軍鎮體制“在地化”、四鎮羈縻府州體制與軍鎮體制相結合.的重要基礎。敦煌本《天寶十道錄》所載“安西”條下四鎮羈縻都督府的信息,為我們理解四鎮地區管理體制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線索。“無本”,指無公廨本錢,不置本錢當是羈縻府州的一般特徵,羈縻府州所補漢官之俸料給以當土之物;《天寶十道錄》所見四鎮羈縻都督府明確的户數記載,是軍鎮體制確立後强化社會控制的結果。

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兼谈诗人李白的出生地

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在何处,有人认为它处于巴尔喀什湖(简称巴湖)附近,有人坚持其位于焉耆境内。围绕这个中亚历史地理学上的重要问题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息过。笔者认为以碎叶为名的地方有好几处,但作为四镇之一的碎叶,既不是巴湖碎叶,也不是拨换碎叶,亦不在焉耆周围,而在今新疆哈密市附近,并由此论及对诗人李白出生地的看法。

唐“安西四镇”之碎叶问题研究综述

在唐朝设置的"安西四镇"中,据现有文献材料显示,碎叶时有时无,且存在着碎叶与焉耆相互交替的情况。而有关碎叶的设置问题,论争一直没有停息过,曾有不少学者对此反复加以探讨。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材料的不断出现,碎叶是否为安西四镇,这个问题也一步步清晰化。目前,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已经考定。本文试图从旧史料出发,结合中外文献有关论述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碎叶的确立、隶属及其现实意义进行梳理。

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

20世纪至今的百余年中,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的相关问题曾引起学界不断争论,形成多方关注的一大热点和难点。考察、梳理百年研究史和考古发现可知,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当即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所在地。与此相关,所谓的"两碎叶"、"四碎叶"说则因解读史料粗疏、对当时政治军事状态缺乏深入了解以及忽略新出土文献等而不足取信。至于安西四镇的设置与废弃,大致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六置六弃等四种观点。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镇初置的时间、初置四镇中先有焉耆还是先有碎叶、调露元年是否收复四镇、垂拱中之"拔"四镇及其失载原因、安西四镇最后失陷的时间等六大方面。重新梳理文献记载,将能够认定的、大致可认定的与有争议的弃置年代分三个层面加以排比考辨,可以认定安西四镇之初置当为贞观二十二年,其间凡五置五弃;四镇中先有焉耆,后有碎叶,此两镇在调露元年、开元七年曾发生两度交替。

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

在唐代西域史研究中,安西四镇的弃置是人们长期感兴趣的题目。近年,张广达先生考定了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和四镇初置的年代,同时指出,两唐书《龟兹传》和《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中有关四镇弃置的三条材料出于同一史源。我认为。

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

在唐朝设置的安西四镇中,碎叶时有时无,存在着碎叶与焉耆相互交替的情况.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有不少学者对此反复加以探讨.近年,学界在有关研究中继续进行了许多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现在,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已经考定。

唐代安西建置级别的变化、反复与安西四镇的弃废

关于唐代西陲的边政沿革,历来研究的热点总是环绕着安西四镇的弃废问题,而对安西建置级别的自身变化缺乏应有的注意。其实,这一变化更本质地反映了唐朝国势的盛衰与西北边防形势的推移,影响和制约着安西四镇的置废。具体而言,正是唐朝武功盛世的形成导致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并在这一基础上创立了安西四镇,而唐朝国势的中衰又导致安西大都护府还原为安西都护府,并引起四镇的弃废,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了多次反复,直至长寿元年(691年)安西大都护府正式定型化以后,安西四镇也随之稳定化。对此史书中留下的记载扑朔迷离,头绪芜杂,有必要进一步研讨。

唐“安西四镇”最早设置时间辨

在梳理唐宋史籍有关贞观二十二年破龟兹后移西州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始置安西四镇等记载的基础上,分析了1980年前后学界不同认识,最后认为上述唐宋史籍,应源于宋以后散佚的唐代诏敕,基本可信,但因太宗去世及高宗即立,四镇的设置有其名而无实。

安西四镇大唐帝国的西方前线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外就没有朋友了，更何况比阳关更远的安西呢。然而，大唐缘何一再为之投入重兵？唐朝首都长安是座很大的城，外城四面各开三座城门，通达各方。面向西北的城门叫开远门。去往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商旅、官军、游人、学士，都要由此踏匕旅程。据说，开远门旁曾竖有一块里程碑，碑文由大书法家虞世南题写.

突骑施苏禄传补阙

突骑施是继西突厥而起的游牧于新疆北部及中亚一带的一个游牧民族。苏禄是它的一个赫赫有名的君主,《通典》及新、旧《唐书》有传,然语焉不详,颇有遗佚。这里主要是根据唐玄宗的宰相张九龄文集,对它作一些补充。张九龄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拜相,二十四年十一月罢知政事,二十五年四月出任荆州长史。在这个期间,正值突骑施苏禄雄长于西域,并与唐朝及其它民族和国家交往频繁,张九龄为此而起草的敕书及其它文稿,尚多保存在他的文集中,所述事迹,多为正史所失载。兹将这些资料辑录出来,并联系其它有关资料,加以编纂和考释,以饷读者。

岑参赴西域时间路途考补

岑参赴西域时间路途考补廖立一、赴安西在天宝八载赖义辉（岑参年谱）以为赴安西在天宝六载，乃以岑参生于开元六年，与（银山磕西馆）中“丈夫三十未富贵”合，又高仙芝于六载代夫蒙灵祭为安西四镇节度使，而杜确（岑嘉州诗序》称岑参尝“充安西节度判官”，以此三者为证...

郭元振《论去四镇兵疏》校注

本文通过对《论去四镇兵疏》的校注 ,澄清该文献三种主要记载文字的差异 ,以辨据真伪。同时以此讨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关于吐蕃与西域安西四镇关系及政策导向 ,从而明确武则天时期反攻西域 ,重建安西大都护 ,再建四镇的总体战略构想。也进一步明确唐中央政权关陇本位思想的政治影响 ,使史者客观认识安西四镇在唐朝整体政治格局中的基本调节地位的实际。

论岑参边塞诗的写实特征

岑参是与高适齐名的盛唐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岑参曾于天宝八年(749年)和天宝十三年(754年)两次赴边从戎,分别进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今新疆库车)、北庭都护府封常清幕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任职,在边地至少生活了五年.身为著名诗人,岑参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创作了七十余首以边地为题材的诗歌.本文拟以岑参边塞诗为基本参照,对其具有的“写实”特征,进行探究分析.

《往五天竺国传》记载的西域史料研究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新罗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是研究8世纪前半叶印度、中亚和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资料,《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是以桑山正进为主持者的研究班讲解该写本的研究成果,它由日本各方面的专家参加执笔,于1992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目前仍然是最可靠的成果。这里翻译的是以注释方式对写本最后部分史料的研究内容,多由森安孝夫执笔,内容涉及安西四镇、西域汉寺、龟兹佛教等研究唐代西域宗教、历史、地理等的重要问题。

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

《通鉴》卷223在论及广德元年(763)吐蕃陷关、陇事时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定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氏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唐朝由于“安史之乱”而撤回边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一斑。为了对付安禄山的叛乱,唐朝除了征调边兵外,还“欲借兵外夷以张军势,以豳王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拨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史载入援的有于阗王尉迟胜,吐火罗叶护乌利多并九国首领等。据汉文史料记载,入援的西域军中还有大食兵众。

从唐代过所文书所见通“西域”的中道

近年来我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接触唐代请过所案卷八件(敦煌研究院藏一件)。这些过所文书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土的,为研究唐代过所与关津制度,特别是西北人民在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史所罕见的资料。笔者曾利用这组文书撰《唐代的公验与过所》、《唐代公验与过所案卷所见的经济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