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汇所见唐代人之“生死观”

《大唐西域记》是中古时期史料价值较高的地理史籍,记载了玄奘西游诸国的传闻见识,涉及疆域、山川、风土、宗教等多方面内容,是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文以《大唐西域记》中死亡类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词义进行初步分类,在训释字义、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目标语料中死亡类词汇的基本面貌和后世的词义演变情况,从而研究佛教观念影响下的唐代人之“生死观”。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的佛教传播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实录,是对求法所见、所闻的亲忆、亲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众多佛本生、佛传、佛弟子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内外论争等的记载详尽、完整,对佛教传播路线和传播规律的体现清晰、显明。同时,它口述性、文学性特征突出,是一部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佛教传播史著作。

《大唐西域记》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从长安出发游历西域的所见所闻,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乃至西亚地区历史、地理、宗教等的重要文献。越南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大唐西域记》汉字版最早或在7世纪就已传入越南,成为越南佛教徒耳熟能详的作品。1945年国语字成为越南的法定文字后,介绍玄奘生平的书籍及《大唐西域记》越南语译本迅速出现。到2007年,《大唐西域记》就已经有了两个越南语译本,且在越南多次再版。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研究《大唐西域记》在越南的译介和传播,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有着启示意义。

《大唐西域记校注》订补

《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西域记》)是一部古代重要文献,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由季羡林注、范祥雍校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以其材料丰富、论证严谨、注释精审而著称学界,是《西域记》较好的校注本。然而由于条件所限,《校注》仍存在不少漏校、误校等问题。文章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思溪藏本《西域记》这一新材料,同时参考高丽新藏本等几种古本《西域记》,结合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慧琳《一切经音义》等佛经音义书材料,试对《校注》存在的疏误的地方进行订补。

《大唐西域记》异文考辨

以《大唐西域记校注》提供的版本异文和佛经音义书出具的引用异文为材料,利用文献学、训诂学、辞书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大唐西域记》中一些有价值的异文进行了考辨。

京都兴圣寺现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抄本

文章介绍了日本京都兴圣寺现存的《大唐西域记》抄本,并与今存的其他各种版本的《大唐西域记》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兴圣寺所藏抄本为存世最早。

语体视域下的《大唐西域记》心理形容词考察

将《大唐西域记》433个独立语篇区分为272个说明语篇和161个叙事语篇,穷尽式地统计心理形容词在说明语篇和叙事语篇中的数量及频次分布情况,并对其语法功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说明语体对心理形容词具有排斥性,而叙事语体对其具有高度选择性。这种现象是由语体特征决定的。说明语体和叙事语体的不同语体特征,是造成具有变动性、亲验性、有因性语义特征的心理形容词在《大唐西域记》说明语篇和叙事语篇中产生分布及功能差异的主要原因。

《大唐西域记》动相补语“已”的分布特点及语体的相关性考察

通过对《大唐西域记》中"已"表示完结和完成两种动相补语的数量特点进行统计,总结《大唐西域记》的篇章结构方式及动相补语"已1""已2"的频次分布特点,分析《大唐西域记》动相补语"已"的篇章分布特点形成原因:不同的篇章结构方式与语体表达具有密切联系;语体对动相补语"已"的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大唐西域记》中关于农业内容的整理与分析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关于西域史地的著作,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农业资料。本文以物产、土壤和气候为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为目,对此做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并简单考证了当时中亚、南亚以及西亚的整体农业发展状况。

《大唐西域记》 我国和世界最早的国际新闻作品集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的一本纪实性的《西游记》，它从唐代至今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特别是在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影响更是深远。有人说它是佛学著作，有人说它是地理学著作，有人说它是旅行家著作，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经认真研究后认为《大唐西域记》还是我国和世界最早的国际新闻作品集。

佛教文献对研究丝绸之路城市的价值——以《大日经》《洛阳伽蓝记》和《大唐西域记》等为例

佛教文献作为人类较早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知识形式,保留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就佛教所影响到的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而言,三种佛教文献为丝绸之路城市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有价值的信息。关于佛教教义的《大日经》类经典文献蕴含着佛教,特别是密宗的宇宙世界观和城市理念,对分析受密宗影响地区的城市规划、寺院布局及佛塔造型很有助益;佛教史地文献《洛阳伽蓝记》为研究佛教城市生活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样板,还为进一步分析佛教兴衰与城市兴衰的关系给以启发;《大唐西域记》等游记传记类佛教文献则为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城市史提供了详实的参考,据此还可发现一些古代城市遗址。

论《大唐西域记》所载之佛本生窣堵波

《大唐西域记》所载与佛本生故事相关的窣堵波,凡十七处,文中选择了其中的五处,通过与相关佛教经典及印度文献的比较分析,指出这些遗迹都是某一佛本生故事的最初上演之地,亦皆反映了相关经典的戏剧表演背景。六群比丘表演佛本生戏剧的事实,说明本生经可能都是在相关戏剧表演的基础上形成文本的。

《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

唐代,佛教已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高僧玄奘所著录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大唐》)广为流传,其中所记载的异域的奇异故事亦随之传播于民间。而当时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材于民间,两者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大唐》中梳理出部分题材,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大唐》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深层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使西域记提要”辨证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但对陈诚《使西域记》的提要出现严重失误。作为明代唯一的一份使西域报告,《使西域记》的记实性、广博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陈诚亲历其地,事事当心,如实记录,细致入微,这份西域考察报告所涉及的社会内容是极为广泛的,蕴涵了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它对15世纪中亚社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

英国东方学视域中的《大唐西域记》翻译与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文化翻译和历史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大唐西域记》这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英国东方学界的翻译与研究史进行简略的追溯与回顾,重点考察英国学者毕尔和瓦特斯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对古代西域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比较分析《大唐西域记》这两部重要的英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和特征,最后探讨英国基于《大唐西域记》英译本对古代印度等进行的相关研究及其影响。通过这一研究,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积极推动和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大唐西域记》与唐代中原、西域的文化互动

唐初洛阳僧人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一书,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其中关于新疆于阗政权的毗沙门天王和金银大鼠的记载,被隐居嵩山的书生李筌加以改造,写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书中,使毗沙门天王在唐代演变成中国的战神,形成一种军礼制度和军事文化。关于"烈士"协助隐士求仙失败的故事,启发和促使了唐代类似题材小说的创作。这体现了该书所传达的西域文化对唐代中原文化的濡染和渗透。

《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于阗的三则故事小考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用大量的篇幅对于阗的情况做了论述,其中有三则耐人寻味的故事,将对鼠壤坟传说、蚕种传入故事、龙鼓传说进行探讨,并挖掘这三则故事的文化内涵。三则故事对于阗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同时出现在丹丹乌里克佛教遗迹中不是偶然的。在中西、中印文化交流中,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于阗文化。

《大唐西域记》的人文价值

《大唐西域记》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宗教伦理、社会伦理与自然伦理相统一的伦理观念,佛陀、佛弟子和玄奘自身的求真精神以及在立身、从商、为政等方面的现代警示意义。文本本身所蕴含的这些思想资源,经系统发掘和合理阐释后,可实现其现代价值和人文关怀。这既是对《大唐西域记》价值的再认识,也为古籍新释提供一个范例。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归属

除史地、宗教、民俗、中外交通等领域外,《大唐西域记》在文学领域的价值也很珍贵。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首先应确定其文学归属。目前,对《大唐西域记》的基本认识主要有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以上归类认识,各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有缺憾: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兼顾《大唐西域记》的其他特质,或者归类间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或者会因传统认知对《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打开视野和思路,跳出文体认识的局限,从《大唐西域记》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出发,将其归入宗教文学(佛教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这样处理,在突显《大唐西域记》自身价值的同时,可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一个共同的归属,也为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促进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典型的范例。同时,《大唐西域记》人文意蕴较为丰富,如伦理观念、生态意识、警示意义、求真精神、理想主义、开放心胸等,将它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而应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其宗教性内涵中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