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的知识体系探微

西夏人在创制文字和编纂书籍的过程中对知识进行系统整理,这是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开枝散叶的重要体现。西夏字辞韵蒙书为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地基,以音韵形义等统一概念找到文字的共通点,再分类或延展成释义或语句,在异同的对比之间使各个文字和知识点形成网络,进而使知识体系形成有效的扩充方向。西夏文《圣立义海》是西夏人书写的本土化类书,集各类知识大成而成,其知识分类较字辞韵蒙书更加成熟,知识点间的贯通、外来知识的引入以及本土知识的塑造等有利于引导民众有目的、有效率、有分寸地面对知识海洋。文本与民间常识相辅相成,类书为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民间常识以诗歌谚语的形式随着书籍的编纂而发扬,在流变、填补与筛选中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西夏类书等集实用、消遣、思辨于一体,使知识完成有效传播,以体系化的形态保留人类智慧。

论西夏人的尚武精神

党项是活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之一,于1038年至1227年间以银川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西夏王朝。在西夏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及西夏立国期间,西夏人剽悍粗犷、尚武善战的民族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后来,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经济生活的农业化,尤其是儒学与佛教思想的输入,尚武精神逐渐弱化,最终亡于蒙古。

西夏人的娱乐生活

西夏人的娱乐活动主要有音乐、歌舞、骑射、相扑、狩猎、戏曲、饮酒、下棋等，很丰富。其中的番乐、番舞、骑射、狩猎具有很浓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饮酒取乐，下棋、射弈多与赌博相联，成了西夏时期社会风气的一部分。境内汉乐、戏曲的盛行表明，西夏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党项、回鹘。

西夏人对“菩萨”一词的翻译

"菩萨"这一重要而又常用的佛教术语在西夏至少有四种译法,"■■"一词源自汉文的意译"觉有情"或"道众生","■■"是汉语"菩萨"的音译。"■■■■"源自藏语byangchub sems dpav,是个"藏式词"。"■■■■"则是个"汉藏混合词","■■"音译汉语"菩提","■■"字面意义是"勇识",是对藏文sems dpav(识勇)的意译。本文在一一指出它们语源的基础上,对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作了揭示,认为■■■■(菩提勇识)这类带有"西夏风格"的新词语,有力地表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乃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

从西夏文《守护大千国土经》看西夏人译藏传佛经

西夏文佛经有汉传和藏传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特点。对西夏文藏传《守护大千国土经》中佛教术语的翻译方法归纳发现西夏人译藏传佛经存在四种情况,即意译藏文、意译与音译藏文结合、音译梵文、音译藏文,并对其中出现的规律性错误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西夏人的婚姻与丧葬

党项族的婚姻形态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早期他们流行群婚制度。迁入西北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汉族婚姻文化的日益侵染,党项人的婚姻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普遍,其次是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制并存,再次是族际婚姻较为流行。此外,还有一种婚俗,主要发生在西夏中后期,也就是某些喇嘛教派别僧侣的初婚权。西夏的葬俗有羌俗、汉俗、佛俗三种。内迁以前,主要实行羌俗;西夏成立后,主要实行汉俗和佛俗。西夏的墓葬等级明显与西夏阶级结构相呼应,皇帝陵墓和贵族官僚的墓葬一般规模较大、形制严整、陪葬奢侈,平民墓葬一般面积狭小、形制简单、陪葬稀少。

西夏人才的培养和选用

西夏统治者重用人才和善用人才是西夏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主要就西夏人才培养的对象、内容、教育机构的形成以及西夏立国前后人才选用的政策进行了探讨。

西夏人对活字印刷术的杰出贡献

我国发明的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另两个是文字和互联网),对世界文明总结、传播、交流、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自11世纪40年代汉人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以来,迄今未见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版文献。有些问题如运用广泛的木活字印刷术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发明的等,也因缺乏早期的记载而不甚了了。这就需要大家多方努力去挖掘、研究。

浅谈西夏人的孝道观念

西夏于1038年建国之后,社会政治、经济日趋繁荣昌盛,尤其是思想与文化方面,在原有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原儒家文化与佛教思想,形成了西夏人特有的精神世界,表现在孝道方面有重视伦理、忠孝为先、质直尚义、敬老尊贤等观念。通过对诸多西夏文献资料的释读,为研究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孝道观念的形成及影响提供依据,同时对当今社会传统美德的弘扬也有借鉴意义。

西夏人的审美倾向

恩格斯说:"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文字的发明及其作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可见,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西夏文字既体现着西夏人抽象思维的成熟,也反映出他们有较高的审美能力。西夏文字中[01](文中散见西夏字集中排在文后,编号与文字对应)(美)这个字,《同音》中有两处,汉语的意思是"端正"。

《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

作者从与日本中国文学教授中野美代子学术交流契入,对早期《西游记》故事流传及主要人物猴行者、五行山、地名东胜神州、南瞻部洲与黄土高原的密切关系作了积极有益的考证,并对“西游”故事的雏型近似西夏人的“童话”以及“孙悟空”命名源自唐代游陇高僧也作了仔细研究,肯定了《西游记》全书充满着修身、进取、建功、立业的戏诫和教化精神。

保定西夏人探源──从西夏文经幢、老索神道碑看保定西夏人

保定西夏人探源──从西夏文经幢、老索神道碑看保定西夏人周圣国１９６２年，保定市韩庄发现了西夏文石幢，证明了在明代中叶保定附近居住着一批西夏人。据郑绍宗、王静如先生介绍：＂幢文所记西夏人，不仅有建幢者、寺院住持、写西夏文字人和死僧姓名，更重要的是记出助...

西夏人论中原——以西夏文资料为中心

本文依据西夏文资料,从西夏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对中原的看法,揭示了西夏一方面敬仰中原文化,渴望从中原文化中借鉴有益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自立和构建以自我为基础的文化而与之抗争的心态。

“西夏人”及其姓氏——读史杂谈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所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立国以前,党项族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少数民族载入隋、唐、宋、辽各代汉文史籍中,党项人的概念很明确。立国以后,自号“大夏”,因其位于宋、辽之西,史称“西夏”,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西夏人”(或称“夏人”)一词。当其王朝存在期间,“西夏人”理应泛指其境内各族人,不必限于党项族。

面向国家治理的西夏“御译”佛经现象研究

翻译学界对佛经翻译史上出现的“奉诏译”“进译”等已有较为深入的考察,而对始于西夏的“御译”佛经现象关注甚少。“御译”佛经是指国家最高统治者名义上或实际参与佛经翻译并在佛经译本上署名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这种翻译现象乃是在统治者治理需求驱动下产生的,在实践机制上与“奉诏译”不存在本质区别。但“御译”不仅表明佛经翻译的治理功能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得到继承和延续,还说明佛经翻译被置于统治合法性建构和民心教化的地位。研究“御译”佛经现象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翻译与国家治理的深刻关联,对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翻译史全貌有重要意义。

敦煌文献与西夏文献在杂字蒙书发展史上的价值

文章透过敦煌文献及西夏文献中“杂字”类蒙书的通盘考察,藉以弥补宋前杂字蒙书文献不足的缺憾。以宏观的视角将之置于中国杂字蒙书发展史进行评估与考察,并从杂字名义的厘清与溯源泝流,及内容、形式、体类的分析,持与宋元明清杂字书相比较,阐述其具“歌括式蒙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综合识字与庶民用字双轨并行”“分部立目小类书式杂字的萌生”“收录词语的多寡因时地而增删”等特色,总结其在中国杂字发展史的研究意义与价值,藉以凸显敦煌学发展在力求走出敦煌,结合传世文献的同时,延伸至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当可发挥互补互证,相辅相成之功;加大敦煌学的纵深与广度,拓展敦煌研究的新天地。

瓜州榆林窟第29窟西夏国师鲜卑智海考

结合西夏文献的记载,对瓜州榆林窟第29窟西夏真义国师鲜卑智海做了进一步考证。他曾是西夏仁宗后期著名国师,活跃于1189-1214年之间,官至功德司正、译主、座主,五寺提点,兼末品官阶“■西寿”,驻锡于西夏皇家寺院大度民寺。他是西夏佛教“显密圆融”特征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他继承西夏国师鲜卑宝源承自辽代通理恒策这一法脉的圆宗教义,于西夏光定四年(1214)左右,组织翻译了中原经师对《华严经》的注疏,从而被元代西夏遗僧一行慧觉列为“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中的首位,并冠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的名号;另一方面,他还是藏传佛教的信徒,身着右衽交领衫,头戴宁玛派的莲花冠,并作为国师多次主持具有藏传佛教特点的“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仪式。而榆林窟第29窟壁画描绘的就是乾祐二十四年(1193)由鲜卑智海主持、瓜州监军司通判赵祖玉为追荐仁宗而做的“广大法会”。

敦煌吐鲁番等诸民族间丧仪葬俗之交流——以汉藏回鹘西夏《十王经》存本谈起

敦煌与吐鲁番地区都是中古时期诸多民族聚汇、也是诸多宗教交融之地,诸民族的丧葬仪俗也会存在交流融通,现虽详考明述还较困难,但借助中古广泛影响民俗丧仪的《十王经》来作某种探查或为可行。敦吐两地都出有汉与回鹘经本,此经现知还有西夏与西藏本,敦煌又由汉、藏、回鹘、西夏诸族主导过当地政权。因而,藉此窗口线索考察诸宗教民族丧俗因素,或可了解诸族宗教之交流并获知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状态。

从肃北五个庙看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谱系——五个庙石窟研究之二

肃北五个庙石窟的西夏壁画在敦煌石窟艺术中颇具特色。以五个庙西夏壁画为纽带,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敦煌石窟西夏壁画艺术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西夏时期敦煌地区各个石窟群之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为构建完整的敦煌西夏石窟艺术的谱系填补了重要缺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