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宾录》中关于西夷部分几个问题探析

《咸宾录》为明人罗曰褧撰写,共八卷,主要记载历代“四夷”相关内容。此书收录史料丰富,对于今天研究中外关系史与少数民族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卷三是明朝统治者历来重视西夷地区,对于西夷部分书中记载各地面数量较多,但就此书的评述不多,本文试图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中西夷部分几个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

传世正史文献对汉武帝时期使者出"西夷西"四道的记载,内容大多近同,具体分述上仍然存在一些差异,甚至不少记述互有抵牾,如出"四道"与五地、"出邛、僰"与"出徙、邛"、"出僰"与"出西夷西"、"出莋"与"闭筰"等。这些文献"讹误"的地方并非全都是错漏,反而是不少真实历史信息的反映。在西汉开发西南夷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西夷西"道路与古代民族通道、汉代诸多官方政令、汉夷关系等方面的综合考察,汉武帝元狩年间求通"蜀身毒道"的"出西夷西"的四道是"出駹"、"出冉"、"出徙(邛)"、"出邛、僰"四道。

广州行商吴健彰拼购“西夷舰队”

十三行后期,行商吴建彰拼购"西夷舰队",镇压农民起义军,充当了清廷刽子手角色,这是行商群体中最为国人不齿的败类行为,但也从负面助推了中国武装力量通向近代化的大门。

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

据《史记》卷一一三《大宛列传》和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均记述,张骞判断"邛西"有往"身毒国"的通路,与"大夏"联系"道便近"。于是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这是汉代交通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所谓"邛西"、"西夷西",是民族构成复杂的地区。"间出西夷西"的交通行为,也是边疆史与民族史研究者应予特别关注的。向家坝库区考古发掘获得的文化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邛西"、"西夷西"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形势。屏山福延镇斑竹林M1汉代画象石棺墓出土陶俑造型有可能与"僰僮"有关,可以看作有关汉武帝"西夷西"道路探索这一学术主题的珍贵的文物资料。

论《史记》《汉书》对“西夷”认知的差异

《史记》《汉书》同载张骞出使西夷西的史事,然而两书在文本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地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传写讹舛、文义无关的窜改",另外就是《汉书》有意修改。对于《汉书》有意修改的地方,详加分析,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对西夷舆地情况认知不准导致的,如文中所辨析的"西南夷""灵关""通邛笮""出莋"都属此类。另一类,因汉中央王朝对西南夷控制的加强而导致西南交通的演变,使得《汉书》有意对于《史记》进行合理的调整,如"出徙、邛""出僰"都属此类。两书文本上的差异同样也反映出两汉时代对"西夷"认知的不同。

汉代“西夷”及其与王朝国家的关系研究

汉代西南边疆的西南夷有南夷和西夷的区别,西夷主要是氐羌系统的民族,内部又分为邛都夷、笮都夷、冉鎓夷、白马氐、白狼、?木、唐?等众多的部分。随着汉代王朝国家建设的深入,这些民族群体的分布区都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体系,所以汉王朝的边疆进一步扩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因为文化差异与文化适应问题,西夷与王朝国家的关系过程体现为冲突与调适。

洞经音乐与南丝古道——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研究之三

通过对西南丝绸之路西夷道的多次实地考察,搜集到大量有关洞经音乐的文字资料和洞经曲谱,经过分析、研究、整理,认为洞经音乐的流传与南丝古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佐证了历史上南丝古道的存在及其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四方之民与四至之境——清华简《越公其事》研究之一

清华简《越公其事》第七章出现的“东夷”“西夷”“古(姑)蔑”“句吴”,除“古(姑)蔑”与“句吴”外,“东夷”与“西夷”其实也是地名.而且四个地名均属于古越语的汉字记音。“夷”是古越语“海”的汉字记音。“东夷”(东海)与“西夷”(西海)指的是今杭州湾的东部和西部,这是吴、越两国的天然分界处。越国灭吴之前,其疆域大体不出今天的浙江省境。《越公其事》的作者是熟悉古越语的,且为越人的可能性极大。

大禹与西南少数民族

大禹是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治水英雄,禹子启后来更成为了中原夏王朝的开创者。但关于大禹的身世,史料表明他与西南民族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些地方至今仍保存有与大禹有关的遗迹或传说。

论晋代的南方民族问题

西晋短期统一后,由于对民族的控制松驰下来,民族问题就突出起来了,这时,不仅内徙的西北边疆各族,构成了对晋王朝的严重威胁;而且原来定居内地的南方诸族,也或则突然涌现出来,或则势力蔓延开去。在长期动乱中,由于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由于各族间的相互往来更为频繁和密切,因而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因此,晋代的民族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本文仅就晋代的南方民族分布.

三国战争中的夷陵

夷陵是三国重镇与交战热点,原因在于它地扼峡口交通枢要,附近岭谷交错利于设防。曹操、刘备将夷陵与邻近各县并置临江、宜都郡,成为独立的军政建置。猇亭之战后,孙权设立西陵都督辖区。孙吴后期分宜都数县立建平郡,又将西陵、乐乡都督辖区反复合并分离,下诏调离步阐而引起叛乱。蜀汉亡国后,西晋以峡江航道作为伐吴的主攻路线。孙皓忽视荆州西部的防务,致使王濬舟师顺利出峡攻占西陵,乘势东下灭亡吴国。

从后羿代夏论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变化

后羿非“东夷” ,而是“西夷”。二里头类型中心所在的伊、洛地区的早期文化不见鬲、与陶器 ,说明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源流不是受到东边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 ,而是受西边山西龙山和东下冯类型文化的影响所致。

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年际考述

汉武帝开辟西南夷在《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大宛列传》中参差记载,覆案《史记》《汉书》相关记载,梳理武帝一朝数次经略"西南夷"的过程,可知汉武帝一朝共有三次大规模经略"西南夷"的活动,第一次时间为建元六年至元朔三年,以唐蒙治牂牁道,司马相如略西夷为主要事迹,其中司马相如"略西夷"年际为元光元年、二年间;第二次是元狩元年至二年,以张骞出四道求通身毒、大夏为主要事迹;第三次是元鼎五年至元封六年,以建四郡及益州郡为主要事迹。

悬泉汉简所见辛武贤事迹考略

辛武贤,陇西狄道人(今甘肃临洮人),西汉宣帝时期的名将,官至酒泉太守、破羌将军,一生的功绩主要在西北地区。《汉书》称:'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对这样一位'有威西夷'的将军,《汉书》却没有专门立传。有关辛武贤的史料散见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汉书·西域传》、《汉书·宣帝纪》。其事迹主要集中在宣帝神爵年间配合赵充国征讨西羌以及甘露年间配合长罗侯常惠分立乌孙为大小昆弥两部,而带兵至敦煌这两件事情上。

聚焦历史原典的商“■”与周“萬舞”考

本文以历史原典为本,探究殷商之“■”与周之“萬(万)”“萬(万)舞”在政治文化实质上的区别及微妙的联系。明确指出:前者是殷商神职制度的产物,后者是西周礼乐制度的产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东夷旧族及故土之民在文化误读和文字演变(尤其是正简“万”的出现)的双重推动下,征用了商之“■”的概念,形成了周之“萬(万)”和“萬(万)舞”的概念,在非官方的文献著述中用于描述和指称周朝礼乐制度倡导下的正统礼乐和流行的干戚籥翟之舞。这一历史尽管勾连起了商、周主流舞蹈文化间的微妙联系,却改变不了商之“■”与周之“萬(万)”“萬(万)舞”作为不同制度下的产物,在文化本质上的差异以及概念内涵和外延上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