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说”与“西学东源说”的比较研究

以中国历史上两次重要外来文化输入引发的"老子化胡说"与"西学东源说"为研究重点,从认知心理学与文化学诸角度探讨佛教与西学在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引发的冲突与震荡,以对吸收外来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学中源”说与晚清早期驻外使节的文化心态

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西学中源"说曾对晚清国人的文化观念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较早走向世界的一批中国人,早期驻外使节通过在西方社会的考察与学习,对"西学中源"说给出了不同层面的解读和阐释:既有进一步发展其理论基础的,也有将其改进为"西学东源"的,甚至有转变为文化多元观的。这一现象反映出中西文化接触日益频繁情况下晚清士人在两种文化抉择上的复杂心态。

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三种知识汇通模式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所引发的知识汇通,是中西文明互鉴的客观需求和重要表现。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知识汇通模式:“中学为本”“西学为本”和“中西学并举”。它们分别以“西学东源”“中学西源”和“中西学异源”学说为理论依据,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发挥了主流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当下,如何将中西知识实现恰如其分的对接,仍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明末清初以来形成的三种中西知识汇通模式或可提供一些借鉴。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

明末清初发生的、伴随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展开的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可以称为西学东渐第一波。它给17世纪中国科技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却因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交互作用,逐渐由"西学东渐"蜕变为"西学东源",终致中国近代科技转型的可能性在清代中叶之后完全丧失。然而,这一波西学东渐让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让原本两个平行发展的科技传统开始交会,堪称近现代中国科技转型的前驱。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两种社会变革模式的重叠与交织

前现代社会的周期性变革模式和现代社会的加速增长模式可以为我们思考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提供特殊的观察视角。明清之际对于中国意味着旧的一轮周期性变革模式的终结和新的一轮周期性变革模式的开始,而此时的西欧正处于旧的周期性变革模式瓦解和新的加速增长模式兴起的阶段。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所反映的正是这两种社会变革模式的重叠与交织。由于此时的西欧正处于新旧两种模式的交替之际,与明清的周期性变革模式的上升—下降曲线还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因此,西欧的科学技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便仅仅体现为器物层面上的移植,而没有带来新旧社会制度的转型。这就从社会制度层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康乾时期第一波西学东渐最终以西学东源宣告结束。

“夷夏之辨”观念在清代中国发展中的嬗变研究——兼论“夷夏之辨”对“文化自信”重塑的启示

"夷夏之辨"中所蕴含的"以夏变夷""夷可治夏"等观点,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动态性和辩证性。"夷夏之辨"观念在清代的确证、异化和崩塌,贯穿于清王朝的荣兴、危机和没落,同步于中国文化从自信走向自负又跌落到自卑的进程。"夷夏之辨"的内涵在此期间发生的嬗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揭示了坚持动态的、辩证的文化观,才能扬弃和发展中国文化自身,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重塑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