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的西学观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认为,学问不分中西,凡有用者皆吸取之;衡量学问、判断是非要以事实为取舍依据,以科学测验为判断标准;西学的方法不仅是实测和实证的,而且要把事实的验证与一定的逻辑推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批判吸收,任何知识和学问都要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并适合中国的国情;其西学观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性和坚持“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吴汝纶的西学观及体育教育思想

桐城派后期大师吴汝纶,是清末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力主西学,引进西方近代体操课;他把进化论的思想,延伸到学校体育教育领域,提出"优胜劣败"、"保民留种"的体育思想;他对家乡教育尤挚,创办皖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堂,聘请体操教习,开设体操课,开展各种体育活动。西方近代体育教育体系清末在桐中日臻完善。

康熙的西学观探析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批判吸收,学以致用,凡不利于巩固统治及不适合中国国情者坚决取缔;其西学观的实质是"节取技能,禁传学术",并大力倡导"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试论郑观应的中学、西学观

郑观应作为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从拯救民族危亡的角度论述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中、西学观,并提出了比洋务派更全面的学习西方之道,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维新思想的传播及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代中国西学观的辩证发展

近代中国西学观大致经历了朴素的西学理论萌生、初步实践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发展过程中,西学的范围有所扩大,西学的主体以及对象发生了变化,国人对西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王先谦的“西学观”

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号＂葵园＂,由于曾任国子监祭酒,世人也称他为＂王祭酒＂,湖南长沙凉塘人,24岁中进士。他的一生著作等身,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多。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的最深入研究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

清初民间天文学家薛凤祚的西学观及影响

会通中西自明末徐光启等人开始之后,到清初已成为学术研究特别是历算领域的主流。在中西会通方面,薛凤祚既对西方天文历法、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历法和自然科学进行比较与吸收,也对中西术数思想进行会通,试图用西方占星术复活中国传统术数。由于中西学术从体、用到思维方式都迥然有别,他的会通是不彻底的。然而,薛凤祚中西会通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战前日本“西学观”述论

战前日本与西欧之间存在着一个规律性的关系历程,本文以世界著名体系大师沃勒斯坦的日欧关系源流模式分析为依据,以"和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为线索,简析战前日本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流变。

中国近代早期西学观的差异及其斗争

中国近代社会早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各派和顽固派各自从不同角度或立场来看待西学，在这其中，既有改革派与洋务派对究竟应学习“西学”什么东西的不同看法和态度。

西学东渐与戊戌变法前晚清封建士大夫西学观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进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因而,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就成为封建士大夫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开明士大夫的西学观经历了“睁眼看世界”、“四不如夷”直至“中体西用”三个阶段。

王定安:《祭如在:明清之际西学观照下的儒家丧葬礼》

“中国礼仪之争”作为近世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历来受到学界、教界的关注。不过由于教会机构典藏的礼仪之争文献长时间封禁不宣,有关研究裹足不前。直至“梵二会议”后情况有所转圜,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披露了大宗“中国礼仪之争”汉文资料,“中国礼仪之争”的学术研究才渐入佳境。此批文献的面世不可谓不迟,但却生逢其时。一方面它契合了欧美汉学范式的转移,新范式力图基于汉文史料以重塑历史,重构言说。

试论孙诒让的中西学观

以经学闻名于世的清末史学家孙诒让,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是古文经学出色的后殿。当清末风云变幻之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并倾力从事教育实践。具体考察他的学术实践和教育实践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对中学和西学的基本态度,体会他置身于西学这种强势文化汹汹而来的时代中的种种挣扎与无奈,并可由此一窥中国传统文化在应对外来强势文化上的弱势与其内在张力。

从两本《劝学篇》透视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和日本的西学观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茫茫书海中,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是两部对各自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这两部同名著作是西学东渐中日的时代产物,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它们展现了中日传统文化在西学冲激下演变的两种模式,在西学取舍观、东西比较观、传统文化价值观、国家独立途径等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泾渭分明的思想分野,从而揭示了两种西学观的尖锐对立,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在西学观上的时代落差和认识落差。在考察研究中日近代化一成一败的历史结局的成因时,西学观的差异应当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视角。中国近代化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传统文化在欧风美雨的氛围里,留下了缓慢地向近代文化蜕变的轨迹,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节。

王韬西学观形成的环境及标志

远离科举之道和谋生所迫 ,王韬来到“西化”的上海 ,加上当时中国对西方科技的需求 ,为王韬接受西方科技提供了特定的环境。王韬醉心学习西方科技标志着王韬西学观开始形成。王韬南遁香港后 ,香港神奇的变化和发展 ,使王韬观其地之兴 ,知其政之善 ,西学观有了发展。王韬西极欧域亲历资本主义社会 ,考察英国议院法国政治 ,重返香港宣传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标志着王韬西学观的成熟。

浅析林则徐的西学观

林则徐,中国近代著名民族英雄,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迫于当时形势,为维护封建统治和挽救民族危机,林则徐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其西学观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包括主张严禁鸦片及鸦片贸易;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和对外贸易;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林则徐的西学观开创了学习西学之先河,催生了洋务运动,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林则徐的西学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但其重大意义仍值得肯定和学习。

严复和福泽谕吉的西学观之比较

严复和福泽谕吉都处在国家面临西方冲击、需要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转型期。他们虽然接受了西方不同思想和学说,但是能够根据中日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别而选择有利于自身环境的学说,进而影响所在国家,以使各自的国家脱离原有的旧体系,回应整个西方世界的冲击,走上近代化的国富民强的道路。

论纪昀的西学观

明末清初,传教士大量入华,带来了西方近代文明。中国士大夫对传入的西学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本文以纪昀为例探讨中国士大夫的西学思想。

略论鲁迅早期的西学观

西学的传入中国,始于元明之际。鲁迅说:“泊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干中国,而其道非盛。”①如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等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带到中国来,但从整体上看,当时西学的传入中国是零碎的,小量的,缓慢的,尤其是清康熙帝的下令禁教,更直接影响了西学的传入。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开始大量传入,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学传入的规模愈来愈大,于是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了猛烈的大撞击,鲁迅早期的西学观,就是在这种大撞击中逐渐形成的。

论徐光启的西学观

徐光启活动的历史时代,正逢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世界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古国也面临“天崩地解”的动荡局面。世界文化史、科技史已进入各种异源文化交互渗透、交互影响、交互融合的开放性发展阶段。在关键的历史转折时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修正传统的文化定式心理,兼收并蓄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营养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