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破解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各国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多样性源于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内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包含自身的民族特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式,以资本现代化的文明面向来掩盖其剥削实质,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拒斥了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图景。

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李约瑟与非欧洲中心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文明起源论

福斯特通过比较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东西方文化中视角差异的分析,强调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继之突显了跨文化生态学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起源于西方,但却同样受到了东方国家的普遍欢迎。这种现象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基于此,福斯特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有机自然主义”的结合,并解释了这种结合对于中国的影响。同时,他还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的重要贡献,进而得出结论: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很可能会在全球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国际法话语权的构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主持人话语: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国际法话语权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中国的国际法话语权与中国目前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极不匹配。国际法话语权的不足是制约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国际事务领导力、全面推进国际法治的重要因素。国际法话语权的构建是个系统工程,不仅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而且还要注重国际法叙事的价值理念引领、政治议程设置、国际传播辐射、国家形象建设等综合因素。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作为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理当积极建设和提升国际法话语权,破除西方国家的国际法话语霸权,为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声,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本专栏正是国际法学界回应如何有效提升中国国际法话语权的最新学术思考。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是实践发展与历史文化结合的产物,该观点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和改造各类文化。罗尔斯作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有关正义理论的论述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罗尔斯对国际正义理论的论证在话语体系和观点表达上潜在地遵循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万民社会的划定、万民法的证成以及非理想状况的解决中都始终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不仅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还为西方社会的国际特权与国际霸权提供了辩护。鉴于此,当前的国际正义理论亟需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结合关系平等、行为判断、动态分析三个维度的内容可以有效增强国际正义理论的可信度与可行性。

世界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世界文学已成为一个饱受热议的前沿理论话题。歌德作为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率先在西方的语境下将世界文学概念化。但是长期以来,在国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其后的变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后来由于美国的崛起及其综合国力的强大,欧洲中心主义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在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尝试一直没有间断,在西方有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在中国则有鲁迅。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世界文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大力在海外推介中国文学,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文学版图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

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及本世纪初,中国文论学界的一个渐渐明朗的思潮,即“去西方中心主义”。以近年来的若干现象为观察对象,分析了这一思潮不仅体现在明确的宗旨、口号和主张上,而且体现为深入的学术史反思,以及实实在在的考证材料和重建批评历史的工作中。认为,求用和求实相互歧异的两种学术取向,在这一思潮中的联手合力,有利于从单一的知识逻辑中解咒,有利于本土文学思想传统的强调,有利于参与当代文化实践,有利于中国文论在21世纪的正名。

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现实表达及其内在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作为一种近代思潮有着深厚的文明基础。古希腊哲学创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维模式,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西方传统下的政治思想发展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政治博弈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原则,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奠基于这种哲学传统。罗马在事实上承袭了古希腊大部分的文明成果,使得西方文明在传承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有了新的载体,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论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又一精神源泉。最终,基督教信仰体系与西方古典哲学相融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初样态,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风靡思潮的现实土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想和原则既体现在它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中,也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在既往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内核基础上,现代国际社会演化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如下三种表现形式:文明冲突论、普世主义价值论以及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三种表现形式面临着世界文明的多元挑战,造成了许多现实的矛盾和纷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已经走入一个必然引发全面矛盾的死胡同。

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

西方文化优越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东方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之根,同时也长期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精神导师。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就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迷雾,破除西方文化就是现代文化的神话,将文化自信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

论典籍英译中的去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从安乐哲、罗思文《论语》关键词的英译说起

中国典籍的英译往往无可避免地伴随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从传教士翻译到早期汉学家翻译,再到当代汉学的发展,随着中西方文化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并提出各种应对策略,如异化翻译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等。然而,在典籍的英译中,西方中心主义仍然是难以消除的问题。安乐哲、罗思文所译的《论语》关键词"天"和"仁",其表面的"异化"翻译策略背后同样隐藏着对中国文化的"他者化"。只有消除文化相对主义的偏见,通过跨文化的概念互译互诠,才能真正达到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目的。

论西方中心主义者认识中国文化的误区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强盛,部分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工具理性等方面大大优于东方民族的古老文明,于是逐渐滋生出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这样的误区:鄙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制造中国文化停滞的形象、贬低儒家伦理的作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区,一方面是对文化发展民族性与时代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规律的违背,另一方面是为西方殖民霸权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

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解读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通过对其内含的思维模式和理性精神的解读,我们知道,“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造成当前环境问题的根源,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只是“理性精神结构”不合理的结果,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在运用理性精神的过程中,没有正确把握、科学协调好理性精神四个层面的内涵的必然结果。

“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贡德·弗兰克对人类历史的重新思考与定位

“欧洲中心主义”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和特殊性,欧洲就是依靠这种内在的力量而兴起并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同时“欧洲中心主义”把欧洲的胜出永久化,把欧洲的道路和欧洲的模式绝对化与普遍化,认为任何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走欧洲的道路并以此断定人类社会历史将终结于欧洲模式。“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扭曲了历史,导致了人们对欧洲以外世界了解和认识的缺乏,从而不能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贡德.弗兰克运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史观”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颠倒了的历史反转了过来,并彻底挖掉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根基,宣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终结。

评20世纪我国教育学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

评２０世纪我国教育学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一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的教育学家们就注意到了教育学史的研究。最近几年因为对教育学发展现状的反思，这一问题又受到了教育理论工作者们的特别关注，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这些，对于我国教育学...

从边缘到中心——浅论西方中心主义与翻译理论建设

中国的翻译理论在当今的世界无疑处于边缘的地位。西方中心主义已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并反过来促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在世界翻译理论研究中更加边缘化,使中西翻译理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更加不平衡。我们必须注意理论上的创新,主动向西方介绍我们的传统和成就,逐渐向中心的位置移动。

社会学传统的扩容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

在对社会学传统的描述中,从理论和方法论旨趣出发,社会学被概括为具有三种或者四种传统。并且,对传统的概括,一般只将社会学在西方的发展状况和成果作为主要内容。对于社会学在非西方的发展和实践状况,则不加以考虑。进入新世纪,非西方话语的崛起,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与此同时,对社会学传统的概括也开始扩容,进入一个多元时期。

高等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超越——两种不同解读视角的比较分析

对于当今高等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有两种不同的代表性解读视角:一是新殖民主义视角,一是软实力视角。在新殖民主义的视角中,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殖民形式;全球高等教育的中心—边缘模式实质上是被依附与依附、控制与被控制、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的关系;这种西方中心的态势还将持续下去。而在软实力视角中,这种关系被解读为一种吸引与被吸引的关系。超越高等教育的西方中心主义要从民族国家的软实力资源建设开始,并将民族国家的软实力资源具象化和现实化到高等教育之中。

当代发展观中的非西方中心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二战后形成于西方的发展观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新发展观在分析发展的范式、基本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特征。

高等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超越——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

对于全球化背景中高等教育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会形成不同的解读。新殖民主义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只会创造一种新的"依附文化",从而强化西方高等教育的统治霸权;而持软实力视角的学者则认为,高等教育的西方中心是源于西方的软实力,源于吸引力而非强迫,其间大学排名起到了"制度设计"的功能。其中,国家软实力视角的出现为维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自主发展之间的必要张力开辟了新的道路。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林语堂“送去主义”译介观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长期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的遮蔽下,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实施着暴力,使得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陷入不平等的状态。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东学西渐"的文化观和"送去主义"的译介观,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语堂的"送去主义"的译介观对我们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中如何更好地保持中西文化平等的交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