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例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曾经的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斯采克·科拉科夫斯基有着复杂的学术经历,大致包括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追溯科氏理论生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瞥见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曲折历史。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焦点问题。借助科拉科夫斯基重考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将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以西方“马克思学”为中心谈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从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应当讲，经过近10年的高强度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不差钱”了。但让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不满或者不理解的是，投入增加了这么多，可撇去不断增殖的泡沫，真正有价值的产出却未见明显增多。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以西方“马克思学”文本学成果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MEGA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西方"马克思学"都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并为学界所关注的。近些年来,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关注的持续升温,国内学界对待MEGA版及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三种较为典型的倾向:一种是仍旧漠视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一种是携洋自重,只重文献而忽视了理论的自省,对二者不加区别;另一种则是学界在对待MEGA版及西方"马克思学"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态度。对这三种倾向态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对待西方"马克思学"及其研究成果。

西方“马克思学”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马克思学"是西方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学术思潮。从研究主题看,西方"马克思学"以马克思的原生态文本为主;从研究范式看,西方"马克思学"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在当代中国,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特质与问题意识,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有利于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西方“马克思学”:价值中立的神话

西方“马克思学”以一种标榜价值中立的原则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创造了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神话,同时也使西方“马克思学”因自身的问题而衰退。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范式,西方“马克思学”对于我们从当代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应从价值中立原则本身出发,揭露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陷阱及价值中立的神话,同时要辩证的看待西方“马克思学”及其宣称的价值中立原则,既要肯定其贡献,也要认清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价值中立只是一种神话。

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当代中国省思

源于西方的“马克思学”已已经更多地成为一个当代中国问题,只有在当代中国才能得到更彻底更充分的认识。西方“马克思学”的中国定义域这些年来已经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最大认识公约数中凝聚出来了。以新历史方位重新观测西方“马克思学”可以看到,学院与政治的双重身份使得西方“马克思学”的发生、发展始终处于世界历史潮流之中,呈现为跨越三个世纪、历经五个阶段的复杂学术面相。从中国立场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学”,根本目的是希望以之为镜鉴,奋力开创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新局面。

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一个批判的评价

在苏联理论界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对抗中,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得以兴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在恩格斯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同时对其中的严重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中期,第二阶段从1989年前后直至9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则从2000年至今。各个阶段都涌现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每一阶段独特的理论特征,在更深层面上也表明了国内西方马克思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历史发展紧密相关。

西方“马克思学”:学术性与意识形态——兼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取向

西方"马克思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学术思潮,它在国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且在近期影响到了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思潮虽然一再强调其研究方法的"中立性"和"科学性",但是,从它的研究的主题观点、研究的主体、研究的范式及其实际影响等方面来看,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因而,笔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取向,处理好与西方"马克思学"和"马克思学"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思想史方法及其限度——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

西方“马克思学”在学术发展日趋规范之后,先后发展出文献考订法、思想阐释法和差异分析法等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规范化研究方法,并在近四十年中表露出一种明显的方法论的“解释学转向”。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客观上曾经促进了我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发展,但是建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提出了新要求。通过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一方面需要历史认识与把握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批判神话这些研究方法的做法,认识到这些方法的限度。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方法体系。

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促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辩证法研究。在1956年以前的史前史阶段,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成果数量不算多,但后来广为人知的那些代表性观点都已基本发育成型;第二,多数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和同时代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保持密切互动;第三,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日益从马克思的辩证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批判矛头直指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意识形态内涵日益明显和强烈。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学”——诺曼·莱文教授访谈录

诺曼·莱文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以极端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立场而闻名,这一主题贯穿了他从《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1975年)到《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2006年)的全部重要著作。1981年,中央编译局杜章智先生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上对莱文的《可悲的骗局》一书进行了详细的摘编和评论,莱文的观点在我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莱文所指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从更大的历史视角着眼,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问题。因此,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莱文的学术观点尤其是他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多有批判,本刊在2005年第1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恩格斯——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笔谈》中曾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对莱文的观点也有所涉及。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和学术背景资料,相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有鉴于此,本刊本期发表张亮博士最近对莱文先生的访谈录。在访谈中,莱文教授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其思想发展历程及主要学术观点。尽管本刊并不认同莱文教授的某些观点,但我们认为本文对于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历史形成、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流变、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希望以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这一重要问题引向深入,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学”的差异分析方法及其当代反思——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

在隆重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后,我们既要迎接迈向新的历史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与文本的研究,更要回应西方"马克思学"运用差异分析方法生产出的新成果,因为这一方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隐晦的消极作用,需要我们高度警惕。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西方"马克思学"的差异分析方法,在充分认识这一思想史研究方法意义的基础上,反思差异分析方法运用的前提、历史限度、角色限度和人性限度。具体来说,第一,运用差异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反对"有罪推定";第二,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把握"时代脉搏";第三,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理解"理论分工";第四,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要尊重"传奇友谊"。

重访恩格斯——对西方“马克思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的当代认识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的当下,重新审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传播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就愈发凸显其理论意义。而深化认识恩格斯,则需要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的研究虽然有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在学理层面也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立足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友谊;第二,辩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同与不同;第三,充分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理分工;第四,历史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存在的历史时差,正确认识晚年恩格斯的思想。

近三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中)

近三年来,我国学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特别在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对鲍德里亚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一些方面,如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中国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走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在不同的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未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处于初步译介和外在批判的状况;80—90年代中国学界依托"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走向深化;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呼唤中国学术界,以一种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式,科学地再现90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

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日本学者广松涉虽然肯定了恩格斯在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主导作用,但他无形地放大了这种主导作用,抹杀了马克思应有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以辩证法为突破口,撕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形象的一致性,制造出"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尖锐对立,扭曲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神实质。这种对立到了西方"马克思学"那里,则演化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彻底撕碎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因此,只有在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准确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哲学需要走出“权威体系”的怪圈

冯景源撰文《马克思哲学需要走出“权威体系”的怪圈》指出，我国“马克思学”的产生较西方晚了许多年。可是，比起西方“马克思学”那种曲折迂回地探寻马克思哲学的方法不同，这里是直奔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体系”。“权威体系”的秘密有大有小。大的是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名字排序的秘密，它隐藏的是制造个人迷信。小的则是回避政治风险的好处，以便构建出一个哲学家宁静的安乐窝。

逻辑与写作过程中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兼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史上的两种模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既有研究中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部分应该独立出来作为第四笔记本。在考察文本的历史变迁和原初结构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部分在逻辑和文本上都是开放性的,其哲学讨论与第三笔记本中的经济学研究错综交织在一起。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态度的细微转变则反映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的两条逻辑此消彼长的理论态势。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理论定位的问题上,西方"马克思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都有意无意脱离了文本的原初写作进程,转而以某种外在的理论框架为出发点进行阐发。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审视、反思。

西方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

本文认为,应该从对象和主体角度认识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国外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向西方"马克思学"合流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和"两个马克思"论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核心观点。应该发展中国的"马克思学",并把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纳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