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文化对比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在中西语言中具有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在中西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文化内涵差异及其误译

龙与dragon两词一直以来相互对译,通过对二者所代表的形象及文化内涵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证明这种互译是一种误译。只有充分认识到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提出解决方案,才能消除由此产生的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障碍,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语料库语言学视角看提高文化自信——以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对比为例

采用语料库语言学视角,对比分析中国龙和西方“dragon”的异同,并进一步探讨中国“龙”的翻译,以建立对外传播中的中国文化自信。研究发现主要有三:其一,“龙”的词频远远多于“dragon”的词频;其二,“龙”的共现词多具积极意义,而“dragon”的共现词多含负面意义;其三,将“龙”译为“dragon”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仍具极大的不利影响。应为“龙”之类的文化负载词确定恰当的翻译,以建立中国文化自信,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中西方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深层动因

后冷战时代,随着文化的价值功能被重新定位,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成为大国之间进行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体育文化软实力战略不同程度地充当了对外政策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按西方价值偏好塑造“新的他者”,重建西方体育主导地位;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则始终聚焦于自身发展,塑造“新的自我”,使中国以和平发展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商业文明造就的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世界体坛的一种强势文化,是西方现代性主流文化的衍生物,一定程度上带有“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文化偏见;而中国体育文化与生俱来地携带着中华文明天下观和美德伦理的先天基因,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具有德性和包容性的柔性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体育文明,是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破解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各国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多样性源于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内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包含自身的民族特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式,以资本现代化的文明面向来掩盖其剥削实质,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拒斥了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图景。

当代中西方规范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德法之道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商关系“亲、清”两原则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时代政商关系抑或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探讨日渐深入。由于中西方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认知态度各不相同,致使其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形同质异,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迥然有别。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运演机制面临更加复杂的伦理挑战:就数字权力资本化而言,它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就数字资本权力化而言,也同样生成了类型各异的表现形式。为求解这些难题,必须对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底线道德、伦理规则和法治原则进行深度理论辨析,正确处理好三大问题:以何种态度对待弱势群体是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道德前提,持续构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体系,不断增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法治保障。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和求解新时代我国政商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遇到的各种难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维度比较

政党及其构成的政党结构关系联结着国家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而创造出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通过对中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国家)三重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深入挖掘两者的同质性构成和异质性基础,从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模式作出学理阐释,更好地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领悟贯彻这一思想,需要明确“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两个结合”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面对按照“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普世价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逻辑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论”,“两个结合”力求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冲破这一理论体系,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继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此,“两个结合”通过“意义彰显、‘两脉’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新的文化使命”的递进环节,实际发挥着确立并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领导权的使命价值。

“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阿瑟·克拉克作品中“沉默巨物”意象的美学思考

作为一种以西方意识形态为背景的类型文艺,科幻小说中长期充斥着以“西方中心论”为特质的话语。而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则在其科幻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呈现了对“科幻西方”的一种解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于他围绕“沉默巨物”意象展开的三种美学演绎:通过重新塑造飞船悬停于城市上空的场景,克拉克将欧洲文学中的神学哲思传统与科幻题材相融合;他对外星文明遗迹的描绘,在宏大尺度上消解了西方文明的例外论;他对“太空电梯”的格外推崇,则进一步反映了他在技术时代的浪漫主义理想。以阿瑟·克拉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有价值的科幻创作,需要在解构“科幻西方”的基础上实现超越。

基于翻转课堂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传统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教学模式单一化,信息传输量有限,很难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意义重大,师生角色换位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现代教学平台无缝对接大大增加课程信息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提升其经济学学以致用能力。文章进一步分析西方经济学翻转课堂的流程设计,并以微课教学为核心探讨课程翻转课堂教学的内容选择。

赋魅·祛魅·返魅:西方现代化话语解构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

西方现代化话语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本质上是一种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欧美主体性叙事。它以“赋魅”的方式来获取关注与追随,通过所谓“进步”话语,将源自欧美的概念体系、普世价值、资本权力植入世界而形成西方话语霸权,意在建构一个“同质化”世界。文章以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赋魅—祛魅—返魅”为线索,探讨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解构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文章认为,要实现对这套话语霸权的“祛魅”,应基于大历史观,以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神话和现实的双重“祛魅”为逻辑起点,以“现实的人”为认识原点走出西方现代化“话语陷阱”,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返魅”有着内生的需求。这种“返魅”需要建立“思维、内容、传播”三位一体的策略,即从“主客二分”转变为“主主平等”、从“西方中心”转变为“命运与共”、从“一元主导”转变为“多元共生”,进而消解和终结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走向“美美与共”的国际话语时代。

西方曲式理论的新近发展及其启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曲式理论发展迅速。为弥补教科书式的曲式理论之不足,西方理论家力图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构,或摒弃既有观念提出全新的曲式见解,并采用相互接力或并行发展的方式,不断推动曲式理论发展。在西方新的曲式理论和方法启示下,中国的曲式理论也呈现出对既有理论的质疑与挑战、对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强调、形成多样性方法与优化的理论建构思维、拥有丰富的作品资源和深度分析,以及理论家之间的互相承认与借鉴。

西方蜜蜂AKHR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及表达模式分析

本研究对西方蜜蜂Apis mellifera脂动激素受体(Adipokinetic hormone receptor,AKHR)基因AmAKHR CDS区进行RT-PCR扩增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测定了AmAKHR在工蜂不同组织和不同发育阶段的表达模式,旨在为进一步的功能研究提供参考和基础。通过PCR扩增AmAKHR的CDS,使用相关软件预测AmAKHR蛋白的理化性质、分子特征及蛋白互作网络。采用RT-qPCR技术检测AmAKHR在工蜂不同组织和不同发育阶段的相对表达量。结果表明,AmAKHR基因CDS长度为1050 bp,编码349个氨基酸;AmAKHR的相对分子量约为40.63 kDa,分子式为C1873H2939N471O484S26,含39个磷酸化位点,7个α-跨膜螺旋结构及8个保守基序,不含信号肽,主要分布于质膜;AmAKHR与小蜜蜂Apis florea的AKHR在进化树上聚为一支;AmAKHR的二级结构包含127个无规则卷曲,124个α-螺旋,87条延伸链和11个β-转角;AmAKHR与卵黄原蛋白和神经肽Corazonin等10个蛋白构成1个互作网络;AmAKHR在西方蜜蜂工蜂的毒腺、中肠、咽下腺、脂肪体、脑和触角等6个组织中差异表达,在脂肪体中的表达量最高,而在中肠中的表达量最低;AmAKHR在西方蜜蜂工蜂1日龄幼虫、3日龄幼虫、5日龄幼虫、2日龄预蛹、1日龄蛹中均有表达,且表达量随着日龄的增长而持续上调。研究结果揭示AmAKHR为疏水性蛋白和膜蛋白,并与卵黄原蛋白和神经肽等10个蛋白潜在互作,AmAKHR可能在西方蜜蜂工蜂的能量代谢、脂类分解和变态发育中发挥作用。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嬗变及其核心问题意识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的时间逻辑为主线,在阐发其代表人物及其历史事件所构筑的思想嬗变的过程中,提炼出主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指向革命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其革命的可能性条件的前提性批判。其中,着重探讨了早期批判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所带来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扬弃。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向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的理论得失,其中将对经济结构的批判转向了对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是其理论在当代失去批判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判路径:其一,建立在“需要体系”基础上以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为核心展开的批判;其二则是资本逻辑成为显性逻辑后由“欲望体系”所构筑的主体生成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的同步演进,不仅体现出批判理论面对资本逻辑试图保持的自觉意识的抗争,也为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资本逻辑所展开的批判带来了更多借鉴和思考。

“言必称西方”现象的本质及危害

“言必称西方”看似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政治现象或者社会思潮,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言必称西方”现象的社会基础比较深,影响比较大和广,涉及到实践和理论多个层面,不乏消极和危害的方面。正确认识“言必称西方”现象,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精准剖析、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背景下,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发展实践,形成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有力批判和全面超越。西方文明观基于“文明—野蛮”“传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叙事逻辑在不同时期呈现多重面相,这些面相下隐藏着二元对立服务于一元倾向、真理原则臣服于价值原则、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的实质性局限。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穿了“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坚持文明多样性,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超越“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以系统观念超越线性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同心圆”超越“西方中心论”。

西方政治学术话语议题设置的迷思及其破除——以“国家”与“社会”为例

政治的学术与学术的政治的互通,是西方维系其话语优势的重要手段。以“国家”与“社会”为例,在政治语境下,西方将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以学术形式进行输出,垄断“国家”与“社会”话语政治的定义权;在学术语境中,西方将“国家”与“社会”话语背后的契约国家理论、国家与社会二元截然分立等核心议题以政治形式进行输出,垄断学术政治议题的主导权。解构西方“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学术话语和议题设置,解析西方学术中以政治议题设置保持话语优势的内在本质及其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源,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术话语的逻辑基点,破立结合,方能在有效的批判和有效的构建中找到中国特色政治学术话语的自建逻辑。

中国视角平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史教学中的去西方中心论

西方文明史已成为高校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在“新文科”背景下,它对外语专业课程改革与学生知识体系建设均具有突出意义。该课程20世纪初始于美国大学,美国教材、教法被中国教师广泛借鉴。美国教材自然采用西方立场,而西方文明由于“基因”方面的特质,长期囿于西方中心论,导致诸多偏见与谬误。尽管屡经修正,但美国教材中抬高西方地位、淡化其负面形象的论断、叙事乃至理论仍然俯仰皆是。不仅如此,由于西方长期主导世界话语权,很多谬误往往已经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受众奉为“信史”。发扬中国立场、使用中国视角有利于发现并避开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有助于我们在教学乃至教材编写中批判性地借鉴美国经验,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切实实现文明互鉴。

辜鸿铭与卫礼贤:西方汉学、汉学家及汉学批评

辜鸿铭对19世纪西方汉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其《中国学》一文中,亦散见于他的一些西方批评文章,包括与同时代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往来信札。在1910—1914年间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20余封信札中,辜鸿铭坚持并捍卫了他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立场,以及他对西方汉学的批评态度,同时较为充分地表现他与西方汉学家进行思想交往与学术讨论的基本方式和关注重点。更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些信札中,辜鸿铭较为随意地传递出与个人处境、私密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相关且一般不大示人的那一部分“自我”。这些无论是对辜鸿铭的研究还是对同时期的中西思想学术交流研究都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