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图景——13—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西方中国形象史发展的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梦幻的形象、理想的形象、落后的形象和被“妖魔化”的形象。西方中国形象生成过程有其内在理路和原因,与不同时代中国国家的实力和地位有关,也与西方国家不同时代的实力地位相关,更与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诉求和文化心理有关。塑造国家形象,不能一味地重复别人的话语,在别人的话语下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应该立足自身的发展,塑造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形象。

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

中国和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两端,二者的文化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成熟起来的。文章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考察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所蕴含的神话与传说色彩。距离产生美,无论是幸福宁静的"希伯尔波利安人",还是盛产丝绸的"赛里斯"、"秦尼",早期西方中国形象都充满了理想化的神奇想象和强烈的物质诱惑。直到13世纪末,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之前,中国形象始终停留在那个虚无缥缈的神话与传说阶段。

在“他者”镜像中审视自身——当代中国“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

历史上,西方的中国形象起起落落,随中西关系及西方国家自身利益的变化而变化。西方的中国形象不仅影响着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也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想,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国内对西方视域的中国形象研究逐渐展开,但始终没有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与研究成果,只是在"他者"的镜像中审视自身。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西方中国形象对我们的借鉴意义,还要重视形象背后的话语机制,警惕西方话语对中国表述的支配,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建构自身的主体性。

从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变迁看国民性话语的殖民本质——读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学者周宁的著作《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大概可以为我们理解国民性话语背后隐藏的殖民本质提供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视角,本文通过解读周宁的这部著作,着重探讨了关于中国的国民性话语是西方殖民者"制造"出来的服务于他们殖民侵略和统治的工具,而与真实的中国人的形象和特征没有关系这一基本观点。

杂糅与超越:形象学视域下的考琳·麦卡洛小说《呼唤》之中国缘

从形象学入手,对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小说《呼唤》中跨文化语境下充满杂糅性的中国元素进行文本解读,从中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冲突与交融,并期望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国家间平等的文化交流。

叛逆的闺中天使——《群芳亭》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分析

在赛珍珠作品中,《群芳亭》销量仅次于《大地》。赛珍珠通过书写民国大宅院妇女的婚姻、生育、精神追求等塑造了一群智慧、美丽、具有自由精神的中国妇女,其中吴太太是理想女性的代表,她既具备传统的女性美德,又追求女性自由。这些形象有力地颠覆了西方人心目中扭曲的中国妇女形象。

晚清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

西方的中国形象伴随着中西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他者的意象"往往难免"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的思想史痕迹,对中国的"美化"和"丑化"既有其客观观感,也有其主观臆测。晚清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无疑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重要构成部分,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进行研究是区别于传统个案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尝试。晚清西方来华女性不同的社会身份、政治背景、个人经历及其教育程度等,使得她们的对华观感异彩纷呈。通过探究晚清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不仅可以厘清西方晚清来华男女关于中国观感的差异、归纳出西方来华女性群体中观感的差异,而且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并丰富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对西方外交政策的执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谱写了独特的篇章,对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关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透过《曼德维尔游记》看西方中世纪晚期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中世纪晚期,当《马可·波罗行纪》在意大利风行一时之时,在欧洲另一端,英国读者则开始阅读另一部关于东方的故事,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几乎与《马可·波罗行纪》不相上下,这部书就是《曼德维尔游记》。该书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当时最容易为读者接受的通俗小说的叙述方式,并综合了那个时代所拥有的关于东方的所有传说和事实,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期待视域下构筑了一个类型化的中国形象。本文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考察中世纪晚期这一出自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变异学视域下的西方之中国形象

曹顺庆先生提出的文学变异学理论不仅为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也为异国形象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本文将西方的中国形象放在变异学视角下加以审视,剖析西方之中国形象变异的复杂样态,考察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变异的动因、机制、过程和影响,以期在世界上塑造'和而不同'的积极中国形象。

19世纪的表述中国之争:以密迪乐对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的批评为个案

1854年,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出版了《中华帝国纪行》一书,该书对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产生过重要影响。其英文版问世后,获得了英国舆论的好评。然而,英国驻华外交官密迪乐却对之提出严厉批评,并在次年发表了自己的中国研究著作。有研究者曾将其作为19世纪"表述中国之争"的例证。本文通过对《纪行》、当时英国期刊上的书评以及密迪乐的评论等文本的解读,分析二者的矛盾焦点及矛盾产生的历史语境。

蒙元时期传教士与中西交通

在中西交通史上,元朝是一重要时刻。本文以中西交通史为背景,考察在元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前往东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沟通中西交通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凸显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中国处此特定历史时期在基督教传教士"行纪"中被描述的形象对世界历史动向的影响。前往蒙古的教廷使者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人,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与描述东方,遥远的中国在他们的"行纪"里逐渐变得具体,增进并丰富了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随着"行纪"在欧洲流传,中国形象也随之在西方建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