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翻译的跨文明转向:酒井直树的翻译共存机制及欧洲中心主义问题

过去数年,翻译研究界就欧洲中心主义展开了热烈的争论,预示着继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及世纪之交＂社会学转向＂之后的新转向：翻译的跨文明转向。这一转向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文明＂的＂中心＂,而是文明之间的交叉与联系。长期以来,东方主义被视为此类文明联系的思潮之一,而近年来涌现的西方主义则是与之抗衡的另一思潮。本文认为,翻译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及＂西方主义＂方法中诸多创新性的思想,均源自中国思想对西方思想家产生的影响。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与超越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其要旨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展开,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标杆。西方中心主义根源于西方文明的中心主义和唯我主义的精神内核,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又巩固和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历史上,封闭的地理环境让不同人类文明长期处于孤立分散发展状态,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曾习惯以自身所处的境遇为中心,来建构自己的观念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但大多都只是停留在凝聚社会共识的层面,并没有形成一种"中心主义"。

文明立场范式批判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涉及“中华民族”和“现代文明”两个概念。从这两个概念衍生出“中”和“西”、“现代”和“传统”的比较。文明立场争论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正确认识文明观的“中西之辩”和“古今之争”。围绕这两种比较,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文明立场:传统主义、现代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超越文明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从“文明冲突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西方对待文明冲突的不同逻辑

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既包括同一文明体内部的冲突,也包括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从“文明冲突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西方对待异质文明冲突的截然不同的逻辑。无论是地理大发现时期的野蛮殖民,还是如今因文明走向衰落而滋生出的集体焦虑,无不暴露出西方基于“文明冲突论”的“自我中心主义”惯性思维。而从“多元一体”到“和衷共济”,则集中体现了“和而不同”中华文明观的内部融合与世界观照。作为以文明对话消解文明冲突的新型文明观和共建人类文明新秩序的现实方案,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基于单一民族或国家利益的狭隘视角,为人类文明指明了发展方向。

实现东西方文明的共生互补——谈中国的文化定向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各种西方的思潮、观念、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却又匆匆忙忙地退隐,代之以更“新潮”的学说。在当今学坛上,“西方中心主义”早已呼啸而过,随之而来的是对“后现代主义”的膜拜和对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

中国自主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建构的初步探索--张云飞教授访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云飞教授自从1986年发表《生态伦理学初探》一文以来,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研究,涉及生态伦理学、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可持续技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史、西方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思潮等多个领域。他力求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环境主义政策的话语“霸权”,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坚持探索。张云飞教授笔耕不辍,在海内外已经出版各类著作47部,其中包括:个人学术专著《天人合一--儒学与生态环境》(1995年)、《中国农家》(1996年、2019年)、《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2014年、2018年)、《天人合一:儒道哲学与生态文明》(2019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2020年)、《自然的复活: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2022年)、《生态文明的伦理诉求》(2023年)、《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进路研究》(2023年)等14部,与他人合著《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7年)、《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中国生态文明新时代》(2020年)、《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020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2年)等8部,主编著作《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创新抉择》(2014年)、《辉煌4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生态文明卷》(2018年)等4部。此外,他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教学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美国《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等海内外重要报刊发表各类文章30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生态伦理学初探》《试论生态文明在文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试论生态文明的历史方位》等。

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文明互鉴”和“重写文明史”的当代语境中,解构并驱逐艺术史书写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显得尤为迫切。

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

西方中心主义在 1 8世纪中后期西欧思想家那里 ,已经以欧洲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落后、停滞、没有发展而表现出来。 1 9世纪 ,西方社会更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 ,认为西方白人是人类的优等公民与代表 ,世界精神的体现者 ,东方各国没有发展 ,处在世界历史之外 ,并且成为白人的负担。进入 2 0世纪 ,世界各地纷纷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民族国家 ,进行工业化建设 ,并且大都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学术语言 ,学着黑格尔一样使用理性、科学、自由、民主、进步、逻辑与整体性等概念说话。西方文明世界化了 ,也即世界西方化了。

文明互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21世纪世界面临的各类共同性危机亟需各国秉承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理念加以应对。文明互鉴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消除不同文明圈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隔阂、误解、偏见,实现人心相通,从而为最低限度和终极意义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提供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支撑,而且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互鉴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已成为制约文明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障碍。文明平等、包容、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它在给中国及世界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中的中国形象

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面镜子，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一直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异域情调色彩，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间起起伏伏。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在其代表作《中国变色龙》一书中就用“变色龙”来比喻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系统地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

人类文明多样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人类的进化表现为人类文明的演进,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保证了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创造性和延续性。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加强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与互鉴、理解与包容,让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源泉,有利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对“文明冲突论”的诠释与评价

亨廷顿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从而建立了"文明冲突论"的思想体系。他对文明体的解构和对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都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并分析了文明冲突的未来发展趋势。但亨廷顿的思想是一种文化决定论,他的文明冲突论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夸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弱化文明间合作共存特性的做法也有悖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汤因比早期中国文明观探源

作为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汤因比欣赏中国文明的大一统历史和包容性,欣赏中国文化的“阴阳”哲学,但其早期作品中又充满对中国社会混乱和苦难的摹写,并据此认为中国社会封闭而自负、中国哲学不断衰落退化。这种负面态度与其晚年对中国文明的推崇和礼赞大相径庭,其原因更多来自于英国工业化时代背景的影响以及汤因比初次到访中国所经历的混乱状态。汤因比早期中国文明观念的背后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排斥和拒绝,是对世界文明中心的单数隐喻。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优越感减弱的根源

近现代以来，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成为了历史发展的主流。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长久的发展之后，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今时代几乎成了发达国家的代名词。这些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和调整之后也逐步成熟。然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频繁出现的社会治理危机问题，却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关注和思考。

知识分子 的启蒙立场与方式

1995年盛极一时的“人文精神”讨论曾集中关注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和未来走向问题。然而,正如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讨一样,“人文精神”讨论也不了了之,知识分子问题讨论更是含混而过、草草收兵,只不过多了一些人借助于对“人文精神”的有意曲解,更肆无忌惮地嘲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已。众多的知识分子依然陷身在传统知识分子位置上和角色失落之后对自身和对社会的两难之中,他们既不满于现实的精神衰退、物欲横流,同时又深深地自疑,对自己在这商品化的时代日益沦为“边缘”

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

受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影响,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成果表现出价值取向西化、研究思维盲从、反思意识缺失等特征。从知识生产角度看,比较职业教育研究者习惯于用西方经典理论剪裁中国职业教育经验,认为中国只能贡献地方性知识,而无法生产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性知识。为提升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学术水平,需要重塑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培植对本土职业教育实践的文化认同感,彰显比较职业教育研究的民族性,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研究话语体系,创生引领世界职业教育研究潮流的中国范式。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几点思考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93年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 其传播范围之广泛,引起争论之激烈,在近年的社会科学领域,恐怕无出其右者.一篇两万言的“短文”激起如此波澜,实在是因为亨氏雄心勃勃地向世人推出了一种冷战后社会国际政治的新视角——“文明冲突论”,而且一再宣扬其权威性并咄咄逼人地质问道: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的话,又是什么?”于是乎,各国各地区学者竞相出来反应,见仁见智、评长论短,一时间,围绕《文明的冲突?》(以下简称《冲突》)所展开的争鸣真有几分“文明冲突”的意味.我国学者对该文反应尤为强烈,不独因为文中特别强调儒教——伊斯兰教两种文明的联系将是未来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还因为几年前围绕作者另一本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展开的有关“新权威主义”论战至今仍余波未平.与前者不同,这次对《冲突》的主要观点,我国学术界持批评态度者居绝对优势,认为“文明冲突论”有着“致命的谬误”,是亨廷顿“意欲成为新时代的乔治·F·凯南”的应时之作.笔者以为,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那么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也大多包含几分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心平?

国家形象塑造背景下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与传承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依然难以摆脱“被动的被解读”,中国应该以怎样的形象重返世界舞台中央,文化立场问题至关重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对这一问题的理性回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是坚守文化的本土性、民族性,通过主体性文化追求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华文化立场”问题,这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化解西方文化冲击,实现国家形象由“他塑”向“自塑”转变提供了重要遵循。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是一个文化战略,又是一个政治战略。只有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观照中国现实、深化文化交流互鉴,才能在“中国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叙事中形成完善的阐释框架,才能有效化解西方文化冲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