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本文以近代以来东西方总体力量对比演变的四个阶段为宏观历史线索,论证了“西方中心论”缺乏历史依据,并对世界历史学科的“东方性”和“三大体系”建构进行了深层次思考,主张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持续地推进“西方中心论”的解构工作,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要重点挖掘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要深入探究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建构中的东方因素;要深刻考察千年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交汇的学术影响,努力开拓学术研究中的“三新”;还对如何建构世界历史学科的“三大体系”提出了新的思路,认为坚持“东西平衡论”和“全球整体论”,构建客观而科学、平衡而包容的世界历史“三大体系”,是我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美国学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取向的再省思

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是美国汉学界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的主要取向。这两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但亦都存在偏颇之处:西方中心取向将东方与西方或者说传统和现代视为完全无法并立的两极,并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中心论虽强调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但倾向于从碎片化的元素本身论断传统的延续性,弱化甚至忽略外来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已然被拖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时,应将其置于全球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对其内在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展演化进行动态化的考察,如此方能真正“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评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 2 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认为图书馆学的产生、发展是多元的 ,而不是单一的 ;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最后通过对 2 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的反思 ,得出启示 :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 ,是 2

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西方中心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中心论”的产生源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不断超越东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比较优势。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是通过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系统性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主义文化基础的普遍性论证,进而上升到文明发展层面的“文化优越”。现阶段,由“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所主导的全球交往方式已无法满足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但在思维层面对当前人类全球性交往进行价值规约,而且在实践层面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路径指向。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三大层面的革命:一是文明由对抗、冲突走向交流、互鉴的理论革命;二是现代化道路由一元决定论走向多元共生论的道路革命;三是价值理念由单极独断论走向多元开放论的价值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中心论”且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理论和思维方式,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西方中心论"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典型表述。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世界体系视角来看,"西方中心论"有其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发展现实,也会限制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建构主义分析方法的引入,使文化和话语也成为分析世界发展和国家关系的新的认识论基础。在对"西方中心论"思维范式的质疑中,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则得到更多肯定。中国发展话语既反映了一般发展规律,又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建立在发展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发展话语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消解,同时体现了对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共生”--破解“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是以"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化优越论"为形式表达的一种文明观话语。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互动理论为"西方中心论"批判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但由于其拘泥"文化批判"的限度而不具彻底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社会"批判理论站位于"文明批判"高度,不仅揭示了现代西方文明生成的历史根源,为审视其非普适性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缺陷和非正义性质,进而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中心论"的立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新文明的一种建构性方案,承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批判的科学视域,超越"文明优越"意识形态,传递"文明共生"价值理念,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破解。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兼论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范畴的规定有多方面的近似点，如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等，这说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进行了批判，这又说明前者对后者是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

“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

“西方中心论”是伴随近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出现的一个概念,因其与殖民侵略等相关联,以及对后发国家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和种族主义歧视等,而经常遭至后发国家的批评。但是,如果回归历史现场,则不难发现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中心”实际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即欧洲许多国家及后来的美国等先后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就是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如仅就此而言,则“西方中心论”有其合理之处。随着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西方中心论”再次遇到挑战,而且不少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中心论”的命题,这既背离了历史实际,也与现实世界不相符合,需要我们特别警惕。

从民族文化传统看我国古算机械化的价值取向——兼对“西方中心论”的批驳

民族文化传统往往规定了数学发展的必然取向和构造模式。在古今数学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中西数学的两种倾向：逻辑演绎倾向和机械化算法倾向，其作用与构造差异主要是由文化系统赋予的文化层次及其价值取向的差异造成的，都是历史文化中的必然。按照中国文化系统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取得辉煌成就的算法机械化的数学，应该在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摆脱“西方中心论”及重建本土宗教学

诞生和发展于西方强盛时期的宗教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基督宗教的基础上,其解释范式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不能正确诠释包括中国本土宗教信仰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其他宗教,因而不具有理论普适性。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宗教学理论不加鉴别地照搬照用造成了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认识的诸多误区。当前,中国宗教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重建本土宗教学研究体系的必要性,在此背景下,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宗教学的消极影响,重新认识其对我国宗教研究与宗教认识的危害,以及重新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研究体系,将在未来中国宗教学研究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文献述评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明清尤其是近代历史的评价问题，出现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不同观点。“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在欧洲，中国社会则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框架并向近代社会演进。“中国中心观”则主张在中国发现中国的历史，认为至少在18世纪以前，人类发展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美国学术界形成的这两个针锋相对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研究的时代环境条件的变化所致；

由“西方中心论”到“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西方中心论",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方取得胜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东方具有导向和帮助的作用,东方只有在西方胜利后才能获得胜利。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坚持了他们的思想。苏俄国内战争胜利之后,列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东方社会主义战略。他认为,在没有西方国家的"榜样"作用和帮助的情况下,东方经济落后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分析

长期以来,欧洲学者将马克思当作"西方中心论"者的典型代表,含有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严重的曲解与误读。实际上马克思并非"西方中西论"者,他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寓于对普遍性与特殊性把握之中,它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具有世界历史性,他以历史逻辑探讨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方式。马克思对待"西方中心论"的态度为我们当今反驳"西方中心论"提供了绝佳的理论依据,为我们正确梳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定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借鉴。

主流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可以休矣

经济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先发国家(即所谓"西方")与后发国家之争,且往往是以先发国家经验为准绳的主流经济学获胜。但这次恐怕有所不同。我们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发展来看,

“西方中心论”的再检视--以西方二战史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述评为例

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中国的叙事完成了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的跨越。但是如果将中国置于一个与西方国家并列的体系中考察,这种跨越并没有实现,“西方中心论”依然是主导。以近年出版或重版的西方二战史著述为例,依然普遍存在较少述评中国贡献、对中国负面评价居多以及凸显同盟国对中国援助而淡化中国对同盟国支持等问题。除政治利益的考量外,“西方中心论”既是历史著述本身意味着选择的客观结果,也是后现代主义影响所致。中国必须从历史叙事到现实叙事都把握属于自己的主导权,以平等姿态与西方对话,才能打破“西方中心论”。

从“中国傲慢论”看“西方中心论”的没落

"西方中心论"是伴随着西方人开启的世界殖民史而建构起来的,替西方殖民侵略进行辩护的一套由不平等观念组成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它分别呈现出种族主义、普世主义和差别人权论等形式。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作为后来崛起的新兴国家,在应对危机中表现不俗,将为引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中国同时却遭遇西方媒体"强硬"和"傲慢"的指责。"中国傲慢论",究其根本,不过是"西方中心论"在当今时代的又一表现形式,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方中心论"正在走向没落。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中心论”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态势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西方中心论”在网络空间以更具迷惑的出场形象、更为隐蔽的传播形式、更加虚伪的内容输送、更加扭曲的价值理念,暗中耦合各种不良社会思潮侵染人们的精神世界,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断造势。“西方中心论”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机理具体表现为经由信息场域建构实现价值侵染、利用网络传播秩序产生共性传染、借助智能技术赋能结成信息茧房、通过网络舆情发酵完成肆虐传播,以达到抢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削弱主流文化的引导地位、弱化民族自尊自信的险恶目的。为此,应通过完善相关网络治理体系、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等措施予以主动回击。

正确的历史观应该成为历史教师的基本素质——试评“西方中心论”对历史教学的影响

历史观是指导史学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基础,对历史发展规律宏观把握的程度如何,决定着历史教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作为历史教师,应当具备较高的史学理论素养,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统畴历史教学的内容,这样才能将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又能从史实中总结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启示和教训,更好地发挥史学育人的功能。就历史观的角度而言,至今对人们影响较大的理论观点就是"西方中心论"。尽管人们早已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也经久不息地批评着西方学者这种片面的理论观点,然而,人们在讲授本国历史时不自觉地仍以西方为参照,从而影响了历史认识的正确性。因此,历史教师确立"中国中心观"是当务之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中心论”的三维超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当前,秉持“西方中心论”的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以往在现代化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做出的贡献,霸占着世界话语权,强推带有强权政治色彩的国际关系建构标准,给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文章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西方中心论”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从构成要素、发展路径和时代价值三个维度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期待丰富与充实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西方中心论”内涵的深层次、多维度认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