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建博物馆的目的与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和文化,还在中国建立了早期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这些传教士通过收集动植物、矿物化石等自然标本,以及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为其在华所建的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馆藏。这些博物馆的创建及运营虽然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但其在推动科学技术传播、提升民众科学素养、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作用,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存与研究贡献了力量。传教士在华所建立的博物馆成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们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人才培养乃至博物馆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均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西方传教士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清代广彩瓷

外销瓷贸易的变迁与东西交通有着密切联系,古沉船遗址和遗存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上外销瓷贸易的繁荣与衰退。广彩瓷是外销瓷的一种,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需求,将景德镇白瓷素胎运到广州,广州工匠按照外商的要求绘纹样上彩、入彩炉二次烧成。海上丝绸之路为广彩瓷产生和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向明清西方传教士来华提供交通通道。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着传教的使命入华,也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西方传教士对清代广彩瓷的工艺技术、绘画透视和绘画技法等方面产生影响,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三辑)》简介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主编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三辑)》(下称“丛刊”)全六册,2023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丛刊”为国家“十二五”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内众多高校的学者均参与其中。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出版第一辑六册与第二辑八册,共收录相关文献五十余种。第三辑收录明清时期传教士汉籍文献13种,包括《唐景教碑颂正诠》《天主圣教十诫直诠》《真道自证》《圣教明徵》《万物始元》《孟士表先生辨敬录》《神鬼正纪》《天主教要注略》《天主圣教百问答》《寰宇始末》《舆图汇言》《日晷图法》《新制灵台仪象志》,所收录的文献均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影响

该文论述了西方传教士在晚清时期介绍和创办新式图书馆活动 ,参与中国图书馆的变革是抱着强烈的个人动机 ,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但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起到了启蒙与示范作用 ,带来了西方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思想和模式 ,带来了杜威法和新式管理方式及公开、开放与共享的观念。从而在客观上对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产生事实上的推动作用 ,促进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而地理学是其中比较激烈的部分。西方传教士作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媒介 ,理所当然地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其中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结合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兴衰过程 ,相应地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的研究分三个时期来进行描述 :唐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最后 ,本文用辨证的观点评价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学的影响 :它在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中国对地理科学认识的误导。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小说

本文从西方传教士办报、征文、译书、作文、兴学几个方面论述了传教士对晚清小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在晚清小说研究领域中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从事的图书事业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建立出版机构、编译西书、办刊物;创办图书馆,加强藏书建设;传播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和管理理念,进行开架借阅等读者服务工作。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文化政治视角下清末西方传教士及其报刊出版活动

在学界有关西方传教士及其出版物属性的讨论中,时常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表述:侵略性与非侵略性;或者是一种并行不悖的说法:一方面,传教士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进入中国的,其扮演的角色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另一方面,传教士及其新闻出版活动,加速了中国社会近代化步伐,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文化。试图超脱传统的二元论或两仪观,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特殊的现象做一番检视与思考。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早期传教活动研究

自19世纪末至1916年,这一时期是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阶段,他们通过与穆斯林的接触和交往,开始了解这个群体,并且在部分穆斯林中开展了尝试性的传教活动。1910年海恩波的专著《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督教会在穆斯林文字布道工作方面也有所进展,准备和积累了一部分适合在中国穆斯林中分发的文字材料。这一切为他们在中国穆斯林中开展下一步的传教工作奠定了基础。

19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撰的三种漳州方言辞书音系比较研究

近年来,笔者先后发现了19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撰的三种漳州方言辞书,本文着重比较研究其方言音系。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西方传教士编撰的三种漳州方言辞书简介;二、三种漳州方言辞书声母系统比较研究;三、三种漳州方言辞书韵母系统比较研究;四、三种漳州方言辞书声调系统比较研究。据考证,《福建方言字典》反映的是19世纪福建漳州府漳浦方言音系,《福建漳州方言词汇》和《荷华文语类参》则反映的是19世纪福建漳州府芗城方言音系。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研究(1917～1936年)

近代西方传教士曾在中国穆斯林中进行过长达百年的传教活动,其宣教活动经过知识与经验方面的准备阶段以后,自1917年开始进入了兴盛阶段。兹威默于1917年和1933年两次来华指导宣教工作,对基督教在华穆斯林传教运动影响深远。此外,基督教会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也逐步向着跨宗派和组织化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出现了专门负责向穆斯林布道的组织——布道回族特委会及其后续组织中国穆民交际会。

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

袁世凯为何能够篡夺革命政权，荣登总统宝座，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但是，西方传教士何以最终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而选择了袁世凯，史家却鲜有论及。有感于此，本文拟透过传教士赴华的动机及其复杂的中国社会背景，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一、问题的提出２０世纪初叶...

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两湖地区的出版活动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两湖地区涌进了大批西方传教士。他们建立教堂,办学校,设报刊,刊印图书,传播西方宗教知识,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拉开两湖地区近代化进程的序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两湖地区设立了一批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活动,西方传教士在两湖地区的出版活动有其深刻社会原因,并对两湖地区社会近代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曾经翻译创作过许多中文小说,在小说理论上也曾提出一些主张。在中国近代对中国小说的变革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在小说观念、小说功能、小说内容、小说语言、小说形式、小说理论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变革的导向。

期望 改正 敌视——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态度的演变轨迹

18 5 3年 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前 ,西方传教士怀着极高的宗教热情 ,期望太平天国领导人允许其传播圣教和宣传福音 ;定都南京后 ,西方传教士通过对拜上帝教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 ,认为拜上帝教是有缺点的基督教 ,必须改正其“错误”;1862年 1月 ,以罗孝全悄悄离开南京为标志 ,西方传教士对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们的劝化开导的图谋宣告失败 ,转而公开敌视太平天国。西方传教士充当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探听太平天国情况 ,镇压太平军的急先锋 ;此外 ,传教士纷纷赶赴和悄悄离开南京这一现象 。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出版机构和参与官办出版事业,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出版理念,不自觉地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出版家。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出版从外在设备到实质内容上的近代化,在沟通中西文化,推动新文化创造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