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大历史观的创新与超越

习近平大历史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内含着深刻的历史哲学意蕴与独特的创新品格。习近平从融通中华传统历史观、扬弃西方历史观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三重维度构建了科学性、创新性的大历史观话语体系。这一大历史观话语体系立足于中国大地、扎根于中国土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思维为理论底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阐释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习近平大历史观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内在逻辑基础上揭露了西方历史叙事上的弊端,纠正了西方历史观的各种误导,实现了对西方历史观的超越,在历史本体论、历史主体论和历史辩证法中全景式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品质。

“大历史观”的概念由来与思想源流考辨——兼论习近平总书记“大历史观”概念的思想渊源

“大历史观”概念在不同语境之下具有特定含义。将其置于西方史学发展史视域中观之,大历史观与西方普遍史、全球史学传统和西方史学家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与西方大历史观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根基上有着根本性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大历史观”并非西方侧重史学研究的单纯宏大视野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层面的话语概念,要将其置于“体—用”的分析范式中予以系统阐释。从思想渊源上看,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当代形态,而且是中国传统历史观念孕育的时代精华。

关于东亚法文化的视点与课题

今日世界虽然出现国民国家危机，但不能接受无论什么民族与社会均经过相同发展过程的西方普遍历史观及其人权论；应以跨文化视野建立以儒教及汉字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法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对象与超越路径

人是时间—历史性存在,因此历史问题始终构成哲学的基本论域而需要我们予以持续回应。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最大智慧并发挥着恒久的实践效应,在于它基于生存—本体论维度而非近代认识论意义,在人类始终遭遇并在资本主义社会急需破解的自由实现问题上提供了新的历史分析视角。这体现在它不同于历史不可知论、历史实用观、神学唯心史观、先验理性史观以及人本学唯心史观等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而是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历史展开的前提,揭示出历史的动力在于由分工导致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由此才展开所有制的不同历史表现形式及人的不自由程度加深的现实,进而指出共产主义的运动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历史目标的主体地位。正是在历史的前提、动力、目的、主体及其实现路径等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彻底改变了人类理解历史的图景。

偏见和对立——当代“中国威胁”论透视

西方国家用不完全归纳法对历史事实进行推演得出的结果,却被当作完全归纳推理的论断去应用,从而形成"中国威胁"论。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实力的不断强大与西方大国国际主导地位稳定程度之间的关系。"中国威胁"论利用民主和平论和经验主义历史哲学观进行推理,其内核是冷战思维。近现代国际局势的剧烈动荡都是孳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经济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世界经济安全的深远危害,却反映了中国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不是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