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问责制及其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问责内容全面化、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方式立体化、问责程序科学化等合理内核。我国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问责制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行制度问责、异体问责、阳光问责、程序问责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高等教育问责机制。

问责制——西方国家远程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证的新发展

西方国家远程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证是一套由法规和政策、认证、评估、公共舆论监督以及非学历社会的文化氛围等五个方面构成的相对完整的体系。然而这套体系并非尽善尽美,近年来兴起的问责制则解决了当前外部质量保证体系尤其是认证制度无法解决的认证结果的不可比性。问责制是远程高等教育机构面对来自政府、学术共同体和市场力量等不同主体的关切和质疑所公开做出的回应,它的目标是致力于办学信息的公开透明。问责制作为认证、评估等当前流行的外部质量保证措施的补充,对我国开放大学的外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经过长期发展,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这五个国家在行政问责类型的多元化、行政问责方式的多样化、行政问责制度的系统化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的完善化四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对五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三角形”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问责制成为美国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对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得到高等教育学界的重视。美国学者约瑟夫·博克和马丁·特罗根据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三角协调模型"构建起高等教育"问责制三角形"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高等教育与政府、市场相互制约的基本思想。通过对高等教育"问责制三角形"理论与实践模型的考察,可以构建由政府、高等院校与市场组成的高等教育问责制理想模型,揭示国家、高等教育与市场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

国外高等教育问责制研究:多重三角模型与思考

高等教育问责制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国外学者从各自的理解出发,对高等教育问责制中的关键要素及其关系进行阐述,由此形成了问责制的多重三角模型。这些模型体现出了大学—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基本关系,自治与控制、信任与问责制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

责任与效益——美国高等教育新问责制的兴起、发展与趋势

问责制(Accountability)是在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背景下,美国高校为回应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诉求所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和手段。本研究通过政策与文献分析,考察美国社会政治系统怎样随着时间演变影响州政府的决策,解读促使问责制产生与推行的重要相关因素,以期寻求相关的政策借鉴意义。

高等教育问责制:内涵、缘起与实践

高等教育问责制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追求效益、效率、结果与质量等复合目标,而且与报告、评估等实施方式紧密相连。高等教育问责制的产生、发展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因素的压力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对高等教育缺乏足够的耐心和信任。在实施过程中,质量保障与质量改进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和目标都应当在问责制中得到体现,并且注意发挥平衡原则以协调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

国外高等教育问责制的经验及其启示

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建立和实施是依法治教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国外高等教育问责制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且各具特点,主要体现在问责主体、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方式以及效果落实等方面。国外高等教育问责制建立的经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建立的启示是:培养责任与问责意识及问责文化、完善高等教育问责法律体系、完善高等教育问责实施过程。

高等教育问责制:美国的经验及启示

问责制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问责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词。回顾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演化历程可以发现,州政府、联邦政府、授权机构、独立政策团体、大学和学院本身等政策行动者都对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日益凸显的种种弊端强化了完善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动因。我国今后的努力方向在于,实行政府问责与社会问责相结合的、更具包容性的高等教育问责制,特别是要准确把握问责的内涵,确立高等教育的公共利益。

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历史及实践

问责制是美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在高等教育中的实践,是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具体制度设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美国高等教育问责领域的具体实践,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提供借鉴。

美国高等教育内部问责制度的特点与启示——基于会计教育的视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由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为高等教育问责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变，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教育经费的减少，促使许多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问责制度。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高等教育商业化和私有化改革，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日益受到关注，由此引发高等教育责问制度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

“三位一体”高等教育问责制探究

在我国推行高等教育问责制日趋可能的语境下,尝试构建涵盖管理主义问责、社会问责和发展性问责的"三位一体"问责制体系。借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问责制经验,解析论证"三位一体"问责制的有效性,以及"三位一体"问责制生成的关键要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试论高等教育问责制中的社会问责

社会问责是高等教育问责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高等教育问责制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是推进高等教育民主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社会问责可以针对目前我国高校权利失衡状况进行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在对社会问责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我国社会问责制度建设提出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问责制体系。

高等教育问责制实施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问责制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经考察,高等教育问责制实施在各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本文以政府责任视野角度从思想文化层面、制度建设方面对于高等教育问责制进行原因分析,以期达到推动高等教育问责制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预期。

新世纪以来的法国高等教育问责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问责制成为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改革后的法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来自政府、社会、市场与高校层面等多元主体的问责。问责的内容包括高等教育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化使命达成情况与高校的资源使用情况。问责的方式有契约型管理、评估、认证、绩效拨款等。法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呈现出了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多元主体问责、自治与问责相对平衡、应答性问责与奖惩性问责相兼顾的特点。法国建设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经验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国外高等教育问责制经验及启示

高等教育质量是全球各国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本文从问责及高等教育问责的基本概念出发,在系统梳理美、英、澳三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度存在问题提出可供借鉴的启示。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核心及其启示

“质量”始终是澳大利亚开展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核心内容：质量保证是问责制的追求;质量监督是问责制的核心;质量评估是问责制的前提.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问责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借鉴意义：建立以“保障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问责制;科学、高效地评估与监督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等教育机构的信息公开、透明.

对高等教育中问责与绩效评价的反思

近年来,受证据主义和循证研究的影响,高等教育中以测量为基础的问责和绩效评价愈来愈流行,最终以绩效评价为核心的问责制成为高等教育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问责制和绩效评价满足了利益相关方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切,也刺激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实质上,以测量为主要方式的绩效评价和以绩效评价为基础的问责制强化了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以及高等教育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性,而忽略了高等教育之于人的主体性形成的重要性。在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里,人的品质的优劣而非知识的多少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基于此,无论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还是世界一流大学都应强化教育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塑造,而不能只是满足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生产。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的类型与程序

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既有其共性,又有不同。美国的行政问责制主要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选民问责。法国、英国的行政问责制大致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日本、德国大体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总的来讲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搬用,但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对建构和完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责制还是有某些启示意义和价值的。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的体系架构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发轫于近代英国，由英国实行多年的弹劾程序演变而来。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及行政官员的行为和业绩都要受到监督，必须公开自己的政治活动，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工作方法和工作绩效负责，接受来自上级和选民的评判，乃至罢免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