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西方古典政治学的超越——基于人、社会、国家三个范畴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与西方古典政治学中相关命题的比较,可以通过人、社会和国家三个范畴进行。西方古典政治学家基于对人性的假设来构建政治理论,"自然状态"中的人类为了保护天赋权利而缔结契约,由此形成了社会,国家作为"被委托者",需要建立民选政府并在代议制框架中行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于"现实的人",指明了社会安排是客观自在的,具有独立的运行规律,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而国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虚幻的共同体",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际将走向消亡。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西方政治理论在讨论人、社会与国家的问题时,带有浓厚的思辨和抽象色彩,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更注重客观经验,通过其科学特征、实践导向和唯物主义立场,对西方古典政治学实现了超越。

西方政治观的东渐——《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政治观

1636年出版的《达道纪言》,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手授"、山西地方官吏韩云"纂述"。该书作为西方政制人伦的"语录"汇集,取材于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编译成中文共355条;并以中国传统的"五伦"为原则,编排成五类,着墨最多的是君臣(158条),其次是朋友(122条),再次分别是兄弟(31条)、夫妇(23条)、父子(21条)。《达道纪言》处于儒家、基督宗教和斯多葛学派几大传统的交汇之处,目的却不是要建立一本历史档案集,而是借助于贤人的格言,试图培养起某种政治伦理的态度。尤其是从对君王之修养、君臣关系、拒绝暴力、平民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及法治、经济、税务政策等问题的分析看,该书发挥了西方古代的政治修养,并且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建造起了一个道德榜样,旨在教导人们如何趋善避恶。晚明耶稣会传教士在《达道纪言》中所表达的西方古典政治学,鲜明地体现了古中国和古西方在政治观念上第一次相遇的奇特情形,极其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