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

400年的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西方国际体系。历史上由于西方的兴起,欧洲或西方的政治制度、国家利益与霸权排他性地塑造了现代国际体系,深嵌的西方权力一直是该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现在,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现代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转型的前奏阶段,"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预示着即将展开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后西方国际体系。在后西方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权力正在东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标志着东方正在回归国际体系的中心,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群体性衰落,为西方世界向东方世界的权力让渡创造了条件,虽然权力让渡会导致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紧张状态,但总体上国际体系不会失序,因为新兴经济体的意图在于和平渐进地改变世界权力的结构,同时反体系的革命会造成争霸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显而易见,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仍然是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一个遗传基质,西方权力持续弱化和东西方地位渐趋平衡将成为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

西方国际秩序对伊斯兰世界体系的瓦解与重塑

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观的长期渗透和冲击下,伊斯兰世界被动地进行"自我改造"。具体地说,这种"观念改造"体现为依次递进的三大方面:西方国家先是用"一族一国"的国家观,瓦解了伊斯兰世界维系数个世纪的多民族共存的帝国体系;继而用"主权国家观"瓦解中东国家刚刚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观";最后,西方国家又通过形形色色的新干涉主义理论,侵蚀了中东国家形成不久的"主权至上"原则。然而,伊斯兰世界的自我改造始终赶不上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变化的现实需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国际秩序观的接受使原本自洽的伊斯兰世界体系逐步瓦解,由此给其地缘版图带来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西方大国对中东政治制度的塑造及其负面影响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自称"自由国际体系",实则是个等级性帝国体系。这一特性体现在对中东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塑造上,就是"扶弱抑强",即竭力扶植那些相对保守的政治经济势力,同时竭力打压那些代表进步潮流、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国家和政治势力。这种反动战略使中东政治制度日趋保守落后,最终使中东地区面临霸权干涉、地区动荡和发展滞后等多重问题。

“政治的西方”与“政治的东方”--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创建和塑造了一个“政治的西方”,同时它也成为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宪章体系中最重要的次级秩序之一。1991年冷战结束时,人们认为与之相关的机制、实践和机构(尤其是北约)也会解散,从而产生积极和平的新实践。然而,“政治的西方”却以胜利者自居,其实践和意识形态也变得日益激进和具有扩张性,声称自己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而导致冷战所特有的消极和平卷土重来,引起了2014年“第二次冷战”和后来的乌克兰热战。但是,“政治的西方”只是特定时间条件下的西方。另有一个根源于古代的“文化的西方”,今天依然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和科学属于这个西方。俄罗斯当然是“文化的西方”的一份子,并且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为之贡献良多。还有一个形成于过去500年间的“文明的西方”。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但也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繁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往往有些暧昧,既不断发现自己在现代化模式上落后于西方,又一直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模棱两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全情投入了“文化的西方”,却与“文明的西方”渐行渐远,与“政治的西方”彻底敌对。俄罗斯引领了大欧亚的构建,也为“政治的东方”更为广阔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寻求捍卫《联合国宪章》体系的同时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