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奥对中国天象记录的研究及其对西方天文学的贡献

该文简述了１９世纪法国汉学家毕奥（Ｅｄｏｕａｒｄ－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Ｂｉｏｔ，１８０３－１８５０）的生平，详细考证了他对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彗星、客星、流星）的翻译与介绍，所依据的中文文献，与当时汉学和天文学研究的关系，并以毕奥对中国古代流星研究为例，探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对西方天文学的贡献。

继承与创新:西方天文学发展的轨迹

地心说和日心说的关系是天文学发展史中的古老而又重要的论题.该文简要地考察了西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认为在天文学发展史中,日心说和地心说并非完全互斥,不论是在日心说与地心说之间,还是在各自体系之内,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理论和柏拉图问题贯穿于西方古代天文学发展历史的全过程.

从中国学习西方天文学 朝鲜王朝后期西方天文学引入新论

耶稣会士所制《时宪历》被清朝用作官方历法后,朝鲜宫廷立即发起了掌握这一体系秘密的计划。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朝鲜宫廷派遣了一系列官方使团到北京,向耶稣会士和清朝天文学家学习天文计算。之前的历史叙述把这一过程描绘成朝鲜对"西方"科学的引进。与此相反,本文将朝鲜后期引入西方天文学的事件重置于更恰当的历史背景,即中朝科学关系之中。首先,比起朝鲜人对新奇的西方科学纯智力上的兴趣,这一计划的产生,更多是由于李朝宫廷迫切需要同新的中国朝代保持一致的计时体系。第二,领导这个计划的官员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沿袭一个重要的历史先例,即15世纪早期世宗大王引入元朝《授时历》的计划。最后,为使由西方神父制作、"野蛮的"清王朝使用的历法体系合法化,朝鲜天文学家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文化身份;他们认为它并非完全源于西方,而是来自由徐光启和梅文鼎等中国士人发起的中西综合。更重要的是,因为《授时历》最初是由明朝主持制作的,可以看成是朝鲜王朝正确地采用了中国的高贵遗产——明朝灭亡后朝鲜是中国文化唯一合法的继承者。

郭嵩焘与近代西方天文学

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坚,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对彼时西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予以关注考察,并进入英法精英界,结交社会名流——包括众多的科学家,相与切磋和探讨科技与强国之关系。目前,学界从科技的视角对郭嵩焘与西学关系的探讨可谓寥寥。事实上,郭嵩焘以他独特的文化视野观察、思考、记录下的这次中西文化思想交流,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本文以天文学为案例和线索,将郭嵩焘游历西洋的经历置于近代西方科学进展的大背景下,分别从其得益友人、就教西士、游访天文台、读报相谈等方面进行研究,梳理出郭嵩焘接触近代西方天文学的机缘、途径,并分析作用于这种接触结果的科技思想、科技观。

试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之局限因素——基于中日比较的视野

薮内清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存在极限限制因素,难以转型成现代天文学。回顾明清史可以发现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后遭遇了本土文化的严重排斥和学习吸收不良。上述二者是导致中国古代天文学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同为面对外来文明,较之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吸收和取舍之历程,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天文学的不顺遂存在着深刻内因。

明末首部望远镜专论《远镜说》补考

以前的研究者认为,明末首部介绍望远镜的中文著作《远镜说》是一部翻译的著作。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该书与前人所提出的底本从内容到结构都不相同,相反却有许多素材是取自伽利略等同时代不同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并且还用到了作者自己的天文观测结果。根据这些事实以及全书的特点来看,该书应该是其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相关知识和素材独立编纂的一部作品。

《五纬历指》中译介的托勒密几何模型方法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五纬历指》在几何模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平行、岁行、本行、视行、均圈等一系列概念,以《五纬历指》中的土星理论为例,讨论了托勒密计算两心差、最高点和本轮半径等对《五纬历指》的影响,结合《至大论》给出次均数的计算,分析了托勒密引进"偏心等速圆"的历史语境及耶稣会士的态度,进而阐明编撰《崇祯历书》时建立在西方天文学几何模型基础上的"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