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旅行、文化杂糅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是文学的横向发展。文学横向发展的观念与后殖民理论的旅行杂糅观念异曲同工。旅行杂糅理论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阐释文化身份建构的维度。身份建构不仅仅依靠自身传统的承递,还有他者的参照。通过理论旅行,外来文论话语与中国文论的学术规则相结合,外来文论逐步内在化于中国独特的言说方式之中,最终实现外来文论的中国化。但是各民族文化飘移杂糅的最终结果不仅不会消解西方文化霸权,而且还会继续陷入中国文化失语的陷阱。旅行杂糅理论给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接纳外来文化的飘移和杂交,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现实处境与应对策略

在中西文论的交流与对话中,如何"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成为中国学者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中国学者在解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应该选择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的尴尬心境的真实写照。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应该与西方学者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以互识、互证、互补、互利为基础,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以西方文论为叶,从而成功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为重构中国文论体系提供可能。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通过开题论证

2006年4月14日，我校王一川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的开题论证会在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该课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切合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对于西方文论的接受、理解和消化的实际情况，落脚点在于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生长、发展的历史进程，目的明确，思路清晰，构想合理，内容丰富、紧凑，

康德还是歌德?——从宗白华的不同选择看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路径差异

从个人学术思想的构成方式、人生观和美学观念来看,宗白华明显亲近歌德而疏远康德,这种选择不仅仅是由宗白华个人的喜好决定的,而且是由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中国文化以观物取象为基础的序秩理数思维与西方文化中数理逻辑思维之间的差异,导致康德的典型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接受困难,而歌德的人文体验式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学者对歌德的思想采用了兼容式接受路径,而对康德的思想采用了互补式接受路径。选择哪种接受路径取决于中国文论自身建设的需要,这种需要包括体现中国性、建构完整的话语体系以及能够解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现象。为了建构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无论是歌德式的文论还是康德式的文论,都应该通过不同的路径被接纳进中国文论中。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如何返回母语?——从“失语症”争论看中国现代文论的失落与重建

90年代以来，有学者陆续在文学、文论领域发出了本土焦虑的声音，如季羡林“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论、①黄维梁“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论和对诺贝尔文学的深切遗憾、②孙津的“中国没有理论”说，③等等。1995年，曹顺庆使用“失语症”一词来表述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的生存状态，“失语”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④引发了学界对中国文论的强烈关注。⑤十余年来，“失语”论影响着文论界、美学界的许多论域，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西方文论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重视和审理。在这十年中，由“失语”论所引发的学术议题，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异质性研究”、“汉语批评”、“跨文明研究”、“西方文论中国化”等等，都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极大关注，论争中也涌现出许多精彩见解，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迄今仅有支宇先生一人的文章综论过论争中的各种观点，⑥而且已是2001年的“旧文”；仅有陶东风先生一人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⑦显示了从“失语”论者自身论调的发展历程对“失语症”进行讨论的视角，对“失语”论调之演变情况有所触及，可惜所引用文献的发表时间未有晚于2001年者。这促使笔者不揣浅陋谈谈自己的思考。

诠释学的视域融合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至少带来三个问题：究竟何谓“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何以可能？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有三种形态：消极的中国化、必然的中国化、积极的中国化。我们主张和肯定的中国化并不是消极的“走样”，也不是必然的“格义”或“同化”，而是积极的“融合”，即伽达默尔诠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但这是本体论诠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它有四个要点：坚持作品或文本的自立性，强调“多样性的统一”，认为“作品的存在方式就是表现”，视域融合造成了“存在的扩充”。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就是一种“存在的扩充”。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必然经历译介、应用、构建三个阶段。译介是一个不可越过的必经阶段。应用也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最终完成。我们还没有达到构建阶段，但不妨将它设为一个必然会达到的目标。

对当代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反思

通过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归纳与总结,分析了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不可能、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语境缺失、中国文学理论脱离现实生活的致命缺陷的各自原因,认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应着眼和专注于我国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现实。

文论失语症述评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处于套用西方文论话语评论分析当下文学现象的尴尬境地。学者曹顺庆先生率先提出"文论失语症"的观点,并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重写中国文学概论的解决方案,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及其身份认同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步伐,西方(包括苏联)文学理论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程。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就是在与西方文论的相互激荡中前进和发展的。这一过程可以宏观上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对中国文论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是引进欧陆的近现代文论和美学思想,并带来了中国文论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转型,(1)或者说,学科形态的中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就是译介西方文论的直接产物。

代迅小传

代迅,1963年生于四川省自贡市。199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1-2014年执教于西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博士导师、美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从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先后领衔成功申报文艺学硕士点和美学硕士点。2006年领衔成功申报美学博士点,实现了我国西部地区美学博士点零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