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隐喻:西方旅游人类学的认识论困境及其反思

西方旅游人类学发展至今已逾50年,但无论是在人类学领域还是旅游学领域,旅游人类学家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尴尬与知识信度的危机。在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中的(旅游)人类学家常常被误认为嬉皮士或旅游者,其旅游民族志与旅行游记雌雄莫辨。在旅游学领域,旅游人类学的解释主义理路因缺乏信度而受到实证主义者的诘难。这导致旅游人类学的知识生产陷入步履维艰的认识论困境,(旅游)人类学家既有与旅游者相混淆之虞,又要提防其学术文本沦为文学作品,而且一不小心还会卷进更大范围的质性与量化研究方式之争。表面上,这种困境部分地来自主流人类学的表述“原罪”,以及旅游的娱冶性,但本质上却源于特定认识方式关于他者和文化接触的知识信度问题。质性的解释主义范式认识论困境是普遍现象,它在主流人类学表现为反思人类学浪潮,在旅游学表现为对民族志知识与旅游真相之间关系的质疑。因此,对主流人类学而言,现代旅游现象可能是其反思经验与田野调查方法得以应用与深化的实验场之一。

前范式时期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性状——管窥《旅游研究年报》创刊十年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勃兴与《旅游研究年报》期刊的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互相促进关系。《旅游研究年报》的创刊是西方旅游社会科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该刊的早期发展主要依托社会科学各门类的介入性研究,其中文化人类学是塑造其早期发展轨迹的五门重要学科之一;同样,《旅游研究年报》也是建构旅游学各门类(包括旅游人类学)子学科的重要平台。本研究以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窥探知识生产的变迁与相关学科的命运,从《旅游研究年报》的创刊实践中缕析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前范式”性状,为理解其动态发展过程奠定认识基础,并树立反思之镜。

西方“旅游人类学”发凡:源起、先驱与反思

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迄今有逾50年的知识生产历史,但其作为人类学之分支的亚学科诉求仍未能实现,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一直面临"学科存在感"与知识可信度的危机,这种"萧条"的发展轨迹与其20世纪70-80年代的勃发状态大相径庭。鉴于此,以文献分析和参与观察为主要方法,反诸西方"旅游人类学"的源起阶段,回溯第一代旅游人类学者的研究取向以及一些经典文本,分析伏源于开端的学术隐患,进而指出解决西方"旅游人类学"困境的前提是回到该领域的黄金时代,重读经典,在继承夯实传统论域的基础上开拓并勾勒学科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