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音乐的边界: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一种界定

21世纪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视野与重点继续从分析的音乐研究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音乐学方面上来。根据对21世纪"民族音乐学"研究动态的观察,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显示出具有"纵深发展"与"横向开拓"两大特点,尽管其可能面临着新的变化,但它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变革与转型的作用。

西方民族音乐学音乐风格分析的方法

西方民族音乐学家对于音乐风格的分析方法,走过了由实验室中的比较分析到走向田野中的实地考查,再到后来人类学的比较分析法的发展理路。事实上,这三种方法并非是孤立和绝对的,只是在某个时期更偏重于那一方。在比较音乐学盛行的时代,由于从事比较分析的学者多数非音乐学出身,研究对象也是以别人收集的二手资料为主,因此,对于音乐风格的分析更多的是横向单纯的比较。而当学者们走向田野去亲自采集音乐时,比较方法就演变为由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模式了。同样,在更多涉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的现代研究中,风格分析同样可看作是人类学的比较分析方法。

文化与音乐的边界: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一种界定

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自创建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与探索之中，从19世纪80年代艾德勒（G．Adler）的比较音乐学到20世纪50年代梅里亚姆（Alan．P．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其经历了长达100年的理论与实践过程，同时也经历了欧洲殖民主义兴起和扩张的整个过程，

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历史与现状的评估

本文概述20世纪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对中国音乐学术的影响．20年代西方音乐学的传入也带来了一些比较音乐学，之后则是民族乐派思想的长期主宰，虽然期间有音乐学一比较音乐学的回归。8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学才真正开始在中国发展，而90年代的一个最大特点则是西方文化人类学思想从不同角反渗入中国的音乐学术。

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轨迹初探

西方民族音乐学经过300年的酝酿，以比较音乐学崛起，与其同时出现的还有民族主义和人类学的音乐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对峙，这三股思潮最终磨合成以人类学为主流、音乐学为支流的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之后虽有20世纪60年代末倾向于音乐学的“语言学转向”．但终究未能撼动人类学的主体地位，反而激发了人类学背景下反语言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本文就西方民族音乐学100年来的发展轨迹从四个阶段加以概括分析。

《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读书札记

《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是陈铭道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笔者认为该书具有布局合理、论述清晰、知识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等特点,在文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整本书进行了全方位评价,也希望广大音乐研究人员能够积极借鉴、充分汲取其中的精髓,以解决自身在音乐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西方民族音乐学之乐器学

本文介绍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之乐器学概要，涉及这些方面的定义概念，历史概况，理论模式及操作程序。力图反映这些方面一些最新材料。编写主要参照海伦·迈尔斯（Ｈｅｌｅｎ Ｍｙｅｒｓ）的《民族音乐学导论》（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９９２）的有关章节，并结合本学科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的有关著述。

多元视野下的西方民族音乐学——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系列讲习班综述

以1980年“南京会议”为标志，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进入了“民族音乐学时期”，虽然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翻译、研究一直持续不断，但仍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理论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尤其在最近几年，西方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处在了一种模糊的状态。为了加强对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了解，特别是加深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认识，2007年5月14日-6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举办“民族音乐学”讲习班。

西方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音乐政治学”研究

2018年,杨民康在“纪念《音乐研究》创刊六十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了开展“音乐政治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国内学术界涉及音乐与政治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还非常罕见。本文以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主办的权威学术期刊《民族音乐学》刊载文献为例,剖析了西方民族音乐学视野下“音乐政治学”研究的两大主要论域:权力之下的音乐文化研究——探讨权力对音乐的操控性;音乐文化中的权力关系研究一探讨音乐对权力关系的建构性。并对各论域的下属论题进行解析,选取各下属论题中最具有代表性、前瞻性的研究个案,从方法论和研究路径角度予以分析。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中国视野”——张伯瑜等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品题

西方民族音乐学学科成立的标志是埃利斯《论各民族的音喻》和阿德勒《音乐学的历史与方法》的发表。从成立到发展至今，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扩大，其研究对象亦不断地在拓展。在比较音乐时期，德国柏林学派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主要侧重于音乐体系本身的研究以及有关音乐的起源、乐器分类和乐器发展史等问题的研究。到20世纪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则成为现代民族音乐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尤其是1950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民族音乐学学科走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伦理关切与反思

本文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史资料为基础,与西方社科数据库Jstor涉及民族音乐学伦理问题的相关文献互考互证,梳理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关于伦理问题的认识变迁,解读了2018年北美民族音乐协会伦理委员会《伦理宣言》最终形成的原因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尽管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对本土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其自身体系也并非完美无瑕,其所颁布的《伦理宣言》有助于启发和提醒国内学术同行反思自身,但相关问题依然有待于持续研究与反思批判。

再论我国民族音乐学家的“守土职责”

与西方民族音乐学家远赴异邦的田野从事“他者”音乐的研究传统不同,中国民族音乐学家一贯在家门口的田野从事本土民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究其原因,这与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形成背景以及中西方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路径密切相关。正是中国民族音乐学之独特的形成背景和研究传统决定了我国民族音乐学家的“守土职责”,并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的深入研究、传承与保护、专业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以及本土学校音乐教育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演进与发展动态研究

作为西方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对于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了解尚有一定的不足,本文通过对民族音乐在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其历史阶段的重点转移来展开剖析,同时对于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与整体音乐学科的发展进行关联分析。希望以此来对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剖析,同时也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为广大的音乐学者、音乐从业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参考帮助。

民族音乐学的世界意义

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在今日"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应该拥有我们的"一元";应该占有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位置。恢复和重建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理论体系,挖掘传统音乐中的精神和民族音乐之魂,是历史赋予新一代音乐学者的使命与责任。

音乐学术,西方与东方:藏人音乐作为个案研究

《音乐学术,西方与东方:藏人音乐作为个案研究》(Music Scholarship,West and East:Tibetan Music asa Case Study),1998年发表于北美民族音乐学重要学刊《亚洲音乐》(Asian Music)杂志第29卷。作者吴犇原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人员,1995年、1998年于匹兹堡大学分别获得民族音乐学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本文的写作,以吴犇之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展开,对20世纪下半叶中-西方学界的藏人音乐研究做出举要、比较与评述。作为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双向的局内人,吴犇写作此文的目的不仅在于呈现出中西方学界对藏人音乐的整体研究状况,更重要的是,希冀以此族群音乐的研究为例,梳理并诠释双方学界在研究理念、方法、目标上的种种差异与关联。《音乐学术,西方与东方:藏人音乐作为个案研究》一经发表,便在欧美学界相关领域引起关注,尤其文中对中西方学界种种区别的讨论成为英语学术界了解中国学者藏人音乐研究乃至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途径。

后现代主义理论作用下的西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从近十年来的《民族音乐学》分析其动态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eology，下文简称《民》）作为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的官方期刊，创刊于1957年，由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国际上最早创立的专门刊载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该刊所登载的学术文章来自世界各地，代表了当代民族音乐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和最新理论观点，极具学术性、权威性和前瞻性，对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该刊不失为我们认知西方民族音乐学界研究动态的样本,

社会性别与音乐

社会性别是从社会与文化的差异———而非人的生理差异———来区分男女两性的,即社会性别由社会或文化习俗形成,是一种规范人们社会性别行为模式的制度或惯例,或社会控制的手段。如同民族和阶级的概念,社会性别也能表明社会的权力关系及其意识形态。区分男女性别,分给他们各自合适的社会行为是很自然的。音乐体验的行为与活动(包括创造、表演和听赏)经常是区分社会性别的主要手段,藉此让人们学会适合的社会性别行为,并使这样的行为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