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粹主义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消极影响及化解路径

西方民粹主义是兴起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种反精英、反智识、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极端民主主义思潮,一度受到各种进步社会思潮的抵制而陷入低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的弱控性再次在全球泛起,对我国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抵御西方民粹主义应从清理其滋生的土壤着力,政府、高校、网络媒体协力合作,提升大学生的价值甄别能力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力,形成抵御西方民粹主义的屏障。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的双重影响

当前,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阻碍国际生产体系更新、助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加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它削弱现有国际制度安排的有效性,违反国际多边主义合作原则,冲击了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为应对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对国际秩序造成的消极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提出了颇具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成因分析

新一轮西方民粹主义持续时间更久、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潜在威胁加大,既给西方国家政治格局带来深刻变动,又极大增加了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它的肆行,是各种深层次因素叠加催化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深化与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经济根源,代议民主政治的衰败与政党最大限度争取认同的迫切需求是政治诱因,外来移民的涌入所导致的白人身份认同危机是文化原因,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社会治理的乏力是重要温床,这些因素充分暴露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痼疾。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表象、实质及影响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深刻影响全球治理,表现为反精英、反建制和反移民。反精英体现出了民粹主义的阶级批判性,但实践中却被在野精英所利用而变成了他们反对执政精英进而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反建制倾向于改良资本主义制度而非推翻它;反移民将外来移民作为替罪羊,将国内阶级矛盾转嫁为族裔矛盾,展现了右翼民族民粹主义特征。本质上,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是在野精英获取民心和权力的工具,他们谋求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并且以“人民”之名侵犯移民的权利。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民主制度的潜在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与此同时,它导致非理性主义抬头,破坏社会秩序;推动民主主义极端化,引发内部危机;与民族主义合流形成民族民粹主义,激活排外主义;推动逆全球化诱发全球治理赤字。对此,发展中国家应警惕并预防其外溢风险。

西方民粹主义悖离民主本质的政治哲学呈现

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西方民主制陷入自我发展困境的重要表现,严重影响了现代民主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旨向。西方民粹主义以混淆不清的人民概念虚置了民主的实践主体,抽离了人民主权论的思想根基。西方民粹主义阻断了社会平等对话的通道,造成了政治协商的断裂,破坏了现代民主政治健康运行的合理机制。西方民粹主义以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排斥方式引发了社会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影响了有效动员和社会团契的形成,造成了社会积极整合的失落,制约了民主治理效能的发挥和释放。从政治哲学角度揭示西方民粹主义对民主本质的侵蚀,有助于认清西方民粹主义的实质和进路,揭示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在困境,对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和世界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西方新民粹主义崛起背景下再论东方社会主义探索的世界意义——对话英国牛津大学苏联问题专家大卫·普里斯兰教授

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社会对立在加深,国家能力在衰退、国际关系在逆转、新自由主义秩序在自我否定,在此背景下,新民粹主义趁势而起。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变体形式,新民粹主义是民众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本能的反抗,是右翼政党的政治蛊惑,是左翼政党的领导乏力的表现,新民粹主义解决危机的手段只能使危机更加深化。在新民粹主义崛起背景下重思东方社会主义,可以发现其在价值观、国家哲学、经济模式上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贡献及其对克服民粹主义、推动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种政治智慧——兼论西方民粹政治的冲击及其制度根源

从现实社会来观察,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不仅在国家政治中存在,在国际政治中同样存在。"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不约而同地被打上了民粹主义标签,说明民粹政治正经历一场世界性的复苏。在中东与欧美的制度差异背后,民粹政治复苏的制度根源却是相似的。经济危机时期会激发大众要求公平分配的渴望,如果制度反应迟缓或不当,还会激发底层反抗。同时,由于民间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缺乏沟通,更会造成公众对国家政治的信任失落,进而为民粹政治打开通行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