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法治经验及其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西方法治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尽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却是一个起基础作用的因素。正是由于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这两个对立面被法律制度较好地协调起来，其他因素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实际状况，笔者认为，美国的法治经验中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其中，它在处理法律的权威性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关于司法公开的再思考

一、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推进司法公开,甚至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来抓?毋庸置疑,要通过司法公开,消除司法消极腐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进而提高司法公信力。简言之,“要用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1从常理讲,司法公开透明了,阳光之下,腐败难以藏身,有助于督促法官谨慎行使司法权,还有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2司法公开,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一条新途径。

探寻纠纷解决的新模式——以四川“大调解”模式为关注点

在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纠纷与矛盾日渐突出:不仅纠纷数量激增,纠纷所隐含的利益冲突也更加多元。与此同时,现有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面对如此情形。

中国司法中的政党

一、问题的界定和意义《耶鲁法学杂志》2005年春季号刊登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阿帕汉(Frank Upham)的一个长达44页的书评,评论我的《送法下乡》。在认真理解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阿帕汉教授对他认为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单线进化版的现代化理论";但"最大的问题"则是在书中"看不见政治和政治权力"。

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性展开

引言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一书开头说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尽管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引用狄更斯的名言,宣称这是最坏的时代,现代刑法却始终保持着理性。

如何善待我们的法律传统——以《断裂与延续——人民法院建设(1978—2005)》为例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在未来新的司法秩序中如何看待传统因素或许在当下,中国学术界也已经不流行现代化的术语了,中国法学界对法制与法治的现代化也很少谈及。现在的研究已经不再是流连于宏大叙事,而是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细致化的知识领域或运用交叉学科知识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的时代,比如说进入一个具体的司法语境或者案件现场,用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知识进行法学的勾勒与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或者提出自己的主张。

受理:何以迟到?

据媒体报道:2009年3月25日,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正式对一名三鹿奶粉受害患儿家长的民事索赔诉讼给予立案。这是自2008年9月11日,三鹿等22家奶粉企业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出以来,全国法院正式受理的第一起民间索赔诉讼。"这也表明,之前关闭的民间索赔的诉讼大门。

“法律监督”、“检察”的疏离及统合刍议

法治国家关于"法律监督"的一般概念是不存在的,但将"法律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性质的宪法定位也绝非某人的一时灵感冲动、异想天开,更非对于某国宪政体制的援引照搬。1诚然,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追诉机关在西方法治国家属于基本正确的判断,但在中国却是不准确的。2其实问题在于,中国现行宪法中关于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

交通肇事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实践与难题——以兵团五家渠法院为样本

刑事和解制度兴起于西方法治国家,它强调提高被害人与社区成员在刑事司法中影响力的重要性,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诉讼,并就犯罪善后事宜与被告人进行商讨,允许被害人与被告人达成谅解协议,最终促成刑事司法的功能从仅关注处罚被告人向兼顾被害人利益的方向转变。可见,刑事和解制度与传统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从另一视角解读了犯罪。因为在传统学说看来:"罪犯之所以不用对被害人赔偿损失的原因在于,他只是实施了一种针对国家而非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因此,刑事和解制度软化了传统刚性的刑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