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逻辑结构问题新探——以现代西方法理学中“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的不同内涵为背景

国内学者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有关观点上的差异存在关联性,需要参考现代西方法理学的相关论著才能较好地加以理解。国外学者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观点上的分歧主要是与不同学者对于什么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答案相关,由于对此有不同理解,他们对于法律规范有哪些要素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是否应当具备"制裁"或者说"后果"的问题上,关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其他方面的争议亦与该问题有关。国内学者通常不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的做法缺陷相当明显,体现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问题上的大量争议,其来源都可以归结到这种混用。在充分意识到国内学者在有关理论前提上所存在的差异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分析,可以将一个法律规范(而非法律规则)认为系由行为模式与法律效果两大部分组成,并可以进一步将行为模式划分为规范主体、规范内容、适用条件三个部分。

关于西方法理学情况的简单介绍

(一)概念与对象、内容 法哲学(也称法理学),系资产阶级法学家用唯心主义的哲学方法,抽象地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思想学说。它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到18世纪末才形成为独立学科。它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变革

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变革刘星“强制力”是指压制或强迫的力量。尤其在近现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阐释法律基本特征的主导意识。但是，自本世纪５０年代末开始，西方法理学各种理论在推进各自观点的同时却不约而同地对“强制力”观念予以弱...

评现代西方法理学

在现代西方主要国家中,法学的基本理论学科通称为"法理学"(英语jurisprudence的一义)或"法律哲学".这里讲的"现代"泛指自20世纪开始,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现代西方法理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法律思想;另一个是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影响.因此,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其专业而论,除主要是法学家外,还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就阶级性来说,现代西方法理学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法理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进行辩护的.

法理学研究对象试论

要摆脱法理学研究的扑朔迷离状态,就必须认真思考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文认为,法学的基本问题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就建立在对这一基本问题认识的基础上。本文由此提出了法理学研究对象的两个层次。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亚文教授访谈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法理学有助于建立起更加科学的西方法理学学科体系。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将西方思想分为超自然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对应而生的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三种解释划分进路:超自然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和人文主义的解释。“法律与空间”研究是西方法理学的解释转向背景下兴起的法律运动,以法律地理学的叙事风格影响到我国法学界。法律地理学从法理视角为解决“大国法治”中的地域差距、城乡差别等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因素,实现不同空间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案,其对“大国法治”的解释力值得期待。西方法理学的研究需要年轻学者的加入,年轻学者要有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将西方法理学的研究与法治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吸取西方法理学中的精华部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的伟大实践。

发展法理学的一点想法

发展法理学的一点想法邵诚（西北政法学院教授）近年来，法理学教材有很大的改革与发展，尤其是去年出版的由沈宗灵、孙国华等几位教授分别主编的几本法理学教材，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总结了以往教学的实践经验，吸取了法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和国外有益的法学思想，与１９８２...

现代法理学——历史与理论

王果纯著大32开 280千字 385页平装定价:14.20元湖南版1995年9月出版 ISBN7—5438—1058—1本书由自序、导论和上、下两编组成,内容有:古代至近代的西方法理学、现代西方法理学、旧中国法理学的演进、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历程、法的概述、法律关系、法律责任。

让法学家的“探照灯”照亮法律大厦的每一个房间——读《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本世纪40、50年代,西方法学界出现了综合法学派。这一学派针对当代西方法学三大流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互相攻讦,各执一词的纷争,提出了他们的综合理论。其代表人物有霍尔、拉斯维尔、麦克道格尔和博登海默等人。他们认为,自然法学派重视研究法律的价值要素,分析法学派重视研究法律的形式要素,社会法学派重视法律的事实要素,都有合理之处,都包含有对法律现象的部分真理性认识。

论中国法理学史学科的创立

法理学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二级学科与基础学科。在法理学这个二级学科的框架下,还有一个更具基础地位的法学分支学科,那就是中国法理学史。为了阐明中国法理学史学科的价值与意义,应当首先理解中国法理学史在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把西方法理学史作为中国法理学史研究的一个参照。与此同时,还应当在中国法理学史研究与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立足学术传承与学术创新并重,有必要充分尊重梁启超等人所开创的中国法理学史研究范式,同时借鉴外来的研究经验,创立相对独立的中国法理学史学科,以推进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进而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法学学科体系奠定更加坚实而深厚的理论根基。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学创新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性建构、学理性解读和学术性阐述,需要立足于法学基础理论构建层面的普遍性意义,分析其对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下法学理论的超越,理解其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发展脉络中的划时代意义。长期以来,主张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相割裂,“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建构产生深刻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根本上对上述西方法理学思潮进行学理性超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最新发展。这种学理发展对实践的鲜活指导证明,西方国家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并非法治的必由之路,各国完全有可能在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身政治实践的法治现代化路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比较·借鉴·革新

1982年11月,由《法学》月刊杂志倡议并发起的“关于加强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讨论,得到了全国法学界的响应,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当时的法学体系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12年过去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这10多年法学的状况,感到有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重新研究探讨和解决。正基于此,对这篇关于法理学问题的探讨文章,希望能够引起争鸣和讨论。

法理学研究成果综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社会对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和法学理论的需求不断加强。法学教育与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近几年我国法理学研究出现了很大变化.对传统问题的研究趋于深化,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成果颇丰。可以说,近几年是建国以来法理学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的时期。下面分别予以介绍。一、法理学教材的发展学科名称的变更。法理学学科的前身相继是"国家与法的理论"和"法学基础理论"。

法理学与比较法学——法学的基石——兼评《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

艰难拔涉 走出误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厚册专著,是一部著作的上下卷。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宗灵教授自选论文74篇,还有1篇沈先生的自序。沈宗灵教授自选的论文绝大部分发表于1978～1998年间国内主要学术刊物和《北京大学学报》、《中外法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一少部分是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第二部分是从学界参加庆祝沈宗灵教授执教五十周年——“沈宗灵学术思想暨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中遴选出的20篇论文和1篇纪念文章。第三部分为沈宗灵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提供的6篇毕业时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约126万字。抚今追昔。

评富勒的法律道德论

富勒的法律道德论是西方文化道德传统的产物。道德和法律的关系问题起源于古希腊智者派自然法与人为法关系的争论,而围绕正义——自然法——人为法这三点为中心问题的研究风格一直延续到近代和现代。道德问题得以在法理学中立足并成为自然法学的主要内容应归之于它本身的理论特色和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法律与道德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复杂关系反映出法律自身的内在矛盾。

秩序、过程与文化——西方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问题

法律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迅速发展。该学科绝大多数的开创性研究都是建立在西方法理学的基本框架之上的。由于20世纪初期功能主义和社会人类学的兴起,上述状况又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法律人类学抛弃了既有的西方法理学模式,不再强调于特殊文化共同体中寻求规范的存在。许多法律人类学家继而转向描述法律案件或者政治事件的具体过程。以西方为中心的法律神话通常认为,西方以外的“他者”都生活在静态的、统一的以及封闭的社会之中。在这一“白人的神话”之中,西方的法律被认为是具有反思理性的,相反,其他的文化则被想像为充满了暴力、混乱和武断。现代法律人类学家对于这种文化分类具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转而关注特定的文化中真实的法律过程。

西学视野下先秦儒法间所谓“德治”之辨

所谓儒家主张“德治”与法家主张“法治”,是20世纪初西方法理学在中国刻意建构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的结果,“先秦法家反‘德治’说”与中国古代法哲学的实际生态相抵触。“敬德保民”是先秦儒法二家共同的思想渊源。先秦法家反对过分强调忠、孝、贤、行等个人品德,是反对泛道德主义,而不是主张非道德主义。先秦法家的反儒家倾向及西方法理学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争论,直接导致“先秦法家反‘德治’说”在近代中国的产生与流布,梁启超等人为此负有责任。“德”是先秦儒法二家共同诠释的概念,法家倾向于将“德”视为物质,从“德”的衍生意义看,其反对的“德”是私德而非公德。其始终倡导与追求“治”,即稳定的统治秩序,不支持暴政,而是提倡最基本的政治道德以作为约束恶政的条件。为此,法家尝试重构“德”的内涵,将“法”作为表征,提倡更加高效的“法治主义”以迎合富国强兵的总目标。近代西学对中国法学界的“斧凿”,以“德治”为适例,必须予以反思与破除。

富勒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学说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法理学界曾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有过论战,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赫伯特·哈特发表了《法律的概念》一书,形成新分析法学派,另一方是以美国啥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为代表,他发表了《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批判对方,成为新自然法学派在美国的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