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误区

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中国中心论等先后在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话语体系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因素很多,既有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教条主义历史观支配史学研究的一种否定,也有为丰富史学研究而予以大力引介西方史学的一种尝试;既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民主的实际需要,也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偏差;既有纯粹的学术研究需要,也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同西方史学构建了一种激荡共生、交流互动的学术生态和良性关系,其积极和主流的一面是促进了我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消极性,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话语及其语境误区。这些误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影响很大。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道路,廓清西方话语体系误区,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科学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积极成果,形成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风格,不仅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益,而且对于形成中国史学的当代形态、当代理论与方法、中国风格和标识、史学发展的中国道路都大有裨益。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突破西方话语体系障碍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

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西方文化优势地位带来的认知偏差,使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在面临着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话语的巨大的障碍和严峻的挑战。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件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既需要打破西方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多年来固化的思维定式,还要让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的广大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我们的论述。这是一件科学性、艺术性都非常强的工作,需要找好突破口和着力点。

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伊斯兰世界

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伊斯兰世界主要通过东方学与西方媒体体现。在东方学的视野下,伊斯兰世界是落后的,对西方充满了敌意。西方对伊斯兰世界所形成的这种所谓的东方学思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在早期发展中受到其近邻伊斯兰世界从宗教文化观上的强力冲击,基督教的一神论观受到伊斯兰宗教观的挑战。其次,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促使西方以一种强者的心态审视伊斯兰世界,而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又促使西方世界掌握着对伊斯兰世界的话语霸权。受东方学的影响,西方媒体对伊斯兰世界存在有一定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又集中体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大众传媒。美国承袭了欧洲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并通过精英与媒体的结合,形成为当今美国社会对伊斯兰世界一种模式化的固有成见。受这种思维影响,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伊斯兰文化充满了敌意,对西方价值观与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而媒体又在肆意渲染着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偏见,从而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伊斯兰体现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一种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学思维方式。透过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鲜明的政治性色彩。

新一轮巴以冲突一周年:美西方话语体系遭重创“南方觉醒”再掀浪潮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引发全球关注。今年10月17日,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已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

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其面临的问题

中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的积累,也要力求发现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所忽视的问题和领域,同时还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西方印记的概念进行创新,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最终形成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尤其是各种发展模式的解释。当前这一建构主要集中于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处于知识及概念积累阶段,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释层次上,在企图阐述中国这一个案的典型意义或理论意义方面还缺乏深入而广泛的比较研究。

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初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基本建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正在发展之中,如何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而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遵循与理论再造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永恒的、普适性的经济学,它根植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践和制度安排,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为中心,以解决西方经济问题为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层面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从理论层面解构了经济学西方话语体系,破除了西方理性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现代化理论禁锢;从话语层面丰富了现代化话语表达体系,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学理性阐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基于国际挑战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坚持这四个自信的过程中,首要的是破除对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体系的迷信,尤为重要的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一系列被西方把持话语权的词汇的重新认识,廓清错误思想的遗毒。本文将对一些关键概念展开对比浅析。

以中国论述说服世界——关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

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当前,中国正处于痛苦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世界正处于艰难的调整期,中国与世界正处于复杂的磨合期,这种"三期叠加"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中国的民族复兴正在走向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走向成熟,世界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变革,中国正在迈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和世界出现的这些历史性变化,又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重建世界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当然,也应看到,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仍面临着巨大障碍和严峻挑战,特别是要解决"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两个方面的问题,增强说服力和传播力。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着力解决好以我为主、兼容并包,问题导向、抢占先机,讲好故事、寓理于情,顶层设计、系统阐释等问题。

重构老子“隐匿哲学”的当代价值

西方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是当今时代“光”的泛滥与本真世界“魅”的丧失。我们应该反思“光的暴力”与“视觉文化”的弊端,针对西方现象学而提出“反现象学”,针对“图像霸权”而提出“隐匿学”,突出“隐匿”“遮蔽”的正面价值。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哲学,我们致力于建构一种“隐匿哲学”。其核心价值观就是保护或拯救“非视觉性”或“不可见性”的意义。以“隐匿”为基础,让世界“复魅”,利万物藏身。由此,重构“隐匿哲学”就具有重要的解释学意义、美学意义与世界性意义。“隐匿哲学”也是为了增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保持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而建立“异西方话语体系”的大胆尝试。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Discourse in Literary Studies Based on Current Practice

There are two mistaken tend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in academia. One is the ＂red dancing shoes＂ phenomenon, where scholars run helter- skelter after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other is the ＂bound feet＂ phenomenon, where tradition-bound scholars believe that tradition must be kept unchanged and tha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ould be cleansed of all alien elements. Neither approach is desirabl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ould be grounded in present realities and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Substance＂ has to consist of China＇s present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only thus can we appropriate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service of today＇s needs, and make the ancient serve the modern and the foreign the Chinese. This will enable us to develop a literary discourse that is both contemporary and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