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兼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我国学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研究中,曾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于20世纪70年代后在逻辑上走向终结发生过争论,在争论中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的转变,从根本上反映出的是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如果我们从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演变逻辑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逻辑,就会对这一争论形成新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应的历史现实是20世纪20—60年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对应的资本主义现实,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完成时期的资本主义,这一现实以及相应的资产阶级理论深刻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然而,伴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转向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对20世纪70年代转型之后的资本主义形态做出有效的理论回应。资本主义与金融化的开启,造成了阶级关系的重组和文化的变革,以更为全面的方式将官僚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了“金融化的官僚制度”。卢卡奇所奠基的、建立在主客体同一辩证法之上的物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未能将货币理论与资本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当金融化的官僚制度发展起来之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便失去对象而处于失语状态。面对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当代西方左翼理论从不同的方法和角度展开了新的批判探索。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全新统治形式,促使西方左翼理论不得不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话语之外找寻理论工具,这集中体现在信用货币理论之上。货币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左翼理论日益关注的焦点,推动了西方左翼理论在话语上的转向。信用货币理论在左翼理论中被激活并取代了商品货币理论,信用货币理论的引入,将货币的起源放置在信用、债务等具有丰富社会文化内容的对象之上,这为解释支撑货币体系的社会内容打开了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历史语境与当代左翼理论的最新发展,启示我们要坚持明确的历史视野和中国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方法开展思想史研究。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嬗变及其核心问题意识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的时间逻辑为主线,在阐发其代表人物及其历史事件所构筑的思想嬗变的过程中,提炼出主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指向革命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其革命的可能性条件的前提性批判。其中,着重探讨了早期批判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所带来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扬弃。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向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的理论得失,其中将对经济结构的批判转向了对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是其理论在当代失去批判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判路径:其一,建立在“需要体系”基础上以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为核心展开的批判;其二则是资本逻辑成为显性逻辑后由“欲望体系”所构筑的主体生成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的同步演进,不仅体现出批判理论面对资本逻辑试图保持的自觉意识的抗争,也为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资本逻辑所展开的批判带来了更多借鉴和思考。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

时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时间性构成了文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文学时间叙事贯穿着因果逻辑和线性思维方式,从而步入历史决定论和进步论的窠臼,其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越来越多地从关注时间转向关注空间。文学空间不仅是作者创作的场域,更是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的对象化载体。文学空间的生产蕴含着变革的力量,它不断影响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行为空间。空间批评理论、文学地理学、文学绘图等理论,组成文学空间批评理论谱系。该理论谱系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传承、质疑、超越、创新的多重关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呈现出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新研究领域层出不穷、时间和空间相融合等趋势。

技术理性批判与非压抑性文明的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压抑性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从哲学文化和现实维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盛行的根源及其后果,同时也揭示了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使得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最终导致人们处于总体异化和受支配的生存状态,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属于压抑性文明。而强调只有重新摆正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或者通过培育工人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或者通过艺术审美和爱的培育,恢复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才能克服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所建立的非压抑性文明,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和对非压抑性文明的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分析,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与社会效应问题的探索,在技术理性和算法盛行的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以布莱希特为中心

当下文学地理学空间批评研究导向实证主义,忽视了对“文学性”和空间本身的研究。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重新强调文学艺术的工具性和教育性,提出“间离化”的理论洞见和艺术要求,启发文学地理学批评应实现在考据和历史唯物还原基础之上对空间关系的有效保持,重视其批评性和反思性逻辑要求,继而构筑具有文学地理学学科优势和特色的空间认知与美学思想。

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一个再审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逻辑上表现出多头并进、不断延伸之特点,其所指涉的思想意义也有向外扩展的巨大空间。所以,并不适宜依据阿多诺这个单一质点之变化来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毕竟,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作为一种乌托邦救赎,并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链环上断开;否定的辩证法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逻辑仍在延伸;现代性工业文明批判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逻辑始终在场。从这番意义上看,关于"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题的再审理,是一个关乎如何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思想要义的重大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例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曾经的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斯采克·科拉科夫斯基有着复杂的学术经历,大致包括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追溯科氏理论生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瞥见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曲折历史。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焦点问题。借助科拉科夫斯基重考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将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总体性思想”论析

现有关于“总体性思想”的研究大都停留在针对卢卡奇的分析与批评上,而没有深入去挖掘“总体性思想”的演进历程。事实上,“总体性”的概念和思想不仅仅只存在于卢卡奇的作品中,而是一直贯穿于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中。本文将以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为出发点,依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充分的文本分析,试图发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总体性”的思想脉略,从而论析“总体性思想”并不属于卢卡奇个人,而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论。“总体性思想”一方面指明了资本主义总体性是如何对无产阶级进行着“支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无产阶级实现“自主”的总体性的可能与前进方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智媒时代的主体生产及其理论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传播媒介无法绝缘于意识形态,总是渗透着统治阶级意志,媒介意识形态一方面在执行社会统治任务,另一方面也是在生产主体。随着智能媒体取代传统媒介,人类进入智媒时代,智媒仍然无法绝缘于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意识形态理论存在三种理论脉络:以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脉络,以葛兰西和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领导权脉络,以阿尔都塞和福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脉络。以此三支脉络理解智媒意识形态,有助于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文化扩张的本质,捕捉其对主体造成的潜在风险,立足当下现实,探索媒介世界中的主体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传媒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要义

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汇合引发了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维度,意识形态构成了其内在的核心要义与结构主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传媒研究框架中,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及美国新媒体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思潮都十分鲜明地强调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本质。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设备为技术基础的新兴传媒为现当代文化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新诉求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课题。文化意识形态的辩证法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匈牙利知识分子”:卢卡奇身份问题之考察

卢卡奇是20世纪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翻译成了中文,对国内现实主义文论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受限于苏联学界的影响,学界一直未能深入了解、发掘卢卡奇理论及其价值。改革开放后,国内对卢卡奇的研究热度逐渐上升并主要关注其哲学问题。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而忽视了其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身份。将卢卡奇的经历与思想,重新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匈牙利社会思想史中,方能正确认识卢卡奇的身份问题。

图绘西方马克思主义——读张一兵先生的《文本的深度耕犁》

张一兵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个案研究,而且对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其基本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1968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出版后就已经终结,其主要原因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诉求和资本主义批判这两大原则已经被放弃;在此之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派生出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这一观点虽然有启发性,但有一定的片面性。根据理论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整个发展可以区别为四种类型,即"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区分的基础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本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批判这两个前提,也不是总体性或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辩证法的理论坐标。

图像与视觉: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20世纪初,伴随着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大量重复的、功能性的图像充斥着人们日常生活,并逐渐成为人们视觉经验的中心。复制时代的图像问题呈现为艺术与科技、媒介与社会等因素交互的新问题,而长期垄断图像研究的艺术史范式却无力对此做出有效回应。基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意识形态、媒介批判与受众研究等内容引入图像与视觉研究,开启了一种在实践视角下理解图像与视觉问题的新向度。不同于将图像理解为私人的、形而上学的、非物质的实体的倾向,西马学者致力于通过文化工业批判、意识形态理论及文化研究等范式揭示视觉文化内部的历史性、现实性与革命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表现及其比较价值——兼论结构对照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受“资本主义地域性”的限制,从而具有相对制度的妥协性、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性、以及由于缺乏执政党支持而派生出的学理性,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而在“社会主义地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则更为原本地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并且以中国化成果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拓展。在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党领导下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在吸收社会建设经验后诊治现代性症候的能力,在理论拓新的同时坚持群众路线和人类关怀的能力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借鉴价值。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理论探究

“空间”问题是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论题。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空间研究领域,分析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以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学者,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对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加以研究,其理论观点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Space”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Marxism abroad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last century. Western neo-Marxists introduced Marxism into the field of space research,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expanded the new field of Marxist research. Western neo-Marxist urban space theorists, represented by Henri Lefebvre, Manuel Custer and David Harvey, advocate the use of Marxist view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ism, and their theoretical views have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西方公共卫生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考察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深刻揭示了当今西方公共卫生危机的本质,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在社会公共卫生治理实践中的表现。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维度看,资本逻辑与公共卫生的价值悖论、私有制与公共卫生的利益冲突,以及资本权力与医疗资源分配的对抗性博弈,是导致西方公共卫生危机的根本原因。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性维度看,当代公共卫生危机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变革,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及其当代效应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出发,重视实践、辩证法和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思潮的主导下,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中存在的缺陷,走向了完全脱离经济基础决定作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文化价值批判;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总体批判,既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又实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揭示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的实质,既有利于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和理论性质的认识,又有利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数字劳动还是数字消费:对数字劳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辨正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数字受众网络空间活动界定为数字劳动,从而确立了一切网络行为皆劳动、数字用户商品化等理论。然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活动在属性上应当归于数字消费而非数字劳动,并未创造剩余价值,而旨在实现剩余价值。透过马克思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整体性原理,以及该原理中销售与消费的逻辑关系、生产与消费的辩证运动关系,可以探赜出数字消费构成了资本数字化再生产整体性中的重要环节,数字平台正是销售与消费的数字化升级版媒介,生产消费者并非生产性劳动者与消费者的二合一,而应指谓数字消费者,从而,数字劳动与数字消费的边界得以显现出来。将数字消费从数字劳动中辨识出来,在理论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在实践上则有益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愿景。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是对西方生态思潮反思和质疑,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为基础,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结果。与西方生态思潮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进而或者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奉行通过生态价值观和地方生态自治的生态政治战略,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能,提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的生态政治战略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反生态”的命题,提出应当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运动,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变革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危机,并就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做了系统的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学属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