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序论——以西晋一郎为例

如何推进日本近代儒学研究是日本近代儒学史研究者和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者都面临的问题。朱谦之、王家骅、严绍璗等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要想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最重要的要将儒学与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儒家思想因素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更要注意发掘那些既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有深刻领会、又对儒学深有感悟甚至在思想上归宗于儒或有其倾向的那些思想家。儒学只有与近代思想相融合且不失其主体,这样的思想家才可以说是典型的近代日本的儒学家。西晋一郎正是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思想家,他的经历和致思路向,特别是他的融汇西方思想对日本儒学特色的论述,如对宋学与康德哲学关系的阐释等,对于我们思考中日近现代儒学甚至整个中日近现代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近代日本思想家西晋一郎的中国儒学论

西晋一郎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力图将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相互融通且归宗于儒的典型,他运用西方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学所作出的努力,对思考儒学的现代意义也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终究是为日本近代的国民道德建设服务的,从整体上而言,不能不说最终沦为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一个注脚。

近代以前“日本哲学”的有无之辨——以明治至昭和前期的代表性言论为线索

日本学界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过“日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在日本学者间也存在着相关的论述。从明治初期至昭和前期的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哲学”出现了以不同研究对象而阐述的论著,然而基于同样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的“日本哲学史”却一直没有诞生。关于“日本哲学”之有无,明治初期至中期的学者,通过论及“中国哲学”而使“日本哲学”的存在似乎不言自明。这期间虽然出现了“日本无哲学”的指涉,但学界并不进行其“有无”问题的反思。而在明治后期至昭和初期,一些学者则直接以近代以前日本存在“哲学”为前提,阐述所谓的“日本哲学史”。然而,由于学者各自考察的对象不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关于“日本哲学史”的论著。这是因为,近代以前的日本,作为“日本哲学”的经典文献究竟有哪些并不明确,无论企图切割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强调日本,还是在中国影响的语境中阐述所谓的“日本哲学”,作为“日本的”独自性都难以成立。正是在这种“二难”的困境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学界基本上把明治以前的传统文献作为“日本思想史”进行研究,把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研究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著以及采用西方哲学方法撰写的哲学著作,作为“日本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哲学”的一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