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苦与感伤:论西晋士人的出处矛盾与情的觉醒

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对于此后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但西晋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阶段。由于出处矛盾尚未从理论上得到解决,西晋士人困苦挣扎于动荡、混乱之世而无法自拔,私人感情成为他们渲悲遣忧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西晋士人对私人感情的吟咏流连对于情的觉醒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探讨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不应忽略西晋士人在出处矛盾背景下的情的觉醒。

西晋士人隐逸观

西晋皇甫谧对焦先的评价反映了其补偿心理和理想人格,他从“兼得其真”的角度肯定出处同归。六朝士人隐逸观是变化的,把皇甫谧作为“六朝型隐逸”的代表和“出处同归”理论的创始人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葛洪从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肯定仕者与隐者殊途同归;庾峻、束皙、裴輎等人也肯定出处同致。从西晋人的“招隐诗”来看,“招隐”的意味有所变化,“隐显在心”观念渐流行。西晋士人想像中的隐者风范表明他们追求一种玄学思潮影响下建构的涉世而精神自由的儒道结合的理想人格。

论西晋时期的书法艺术思想

西晋政权建立的过程中以及建立后的整个西晋,基本上没有宁静。长期的血腥杀戮,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扭曲状态,而书法艺术与文学创作却异样地空前繁荣。通过对西晋士人的生存环境与心态及西晋书法的主要风貌和意识的研究,对开展现代书法的创作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水方滋 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后世学者多据此说,指出玄言诗和山水诗本来就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玄言诗中孕育着山水诗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