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科学的结合者:略论托马斯·A·西比奥克

国际符号学界普遍将托马斯·西比奥克视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领军人物和符号理论家之一。本文认为,他的主要贡献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与领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符号学运动,汇聚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致力于当代符号学的研究,直接促成了符号学的全面兴盛,并造就和影响了一大批著名的国际符号学家;二是在不断推广“皮尔士—莫里斯”符号学传统的同时进行了高度的理论创新。尤其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秉承了人文与科学的学术渊源,将语言学、民俗研究、人类学、符号学与生物学相结合,提出了广义的跨越、融合人文与科学的动物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等研究范式,最终整合出三层级的符号建模系统理论。可以说,这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符号学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功能与构想,为后世开辟了广阔全新的符号学研究空间。

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与塔尔图学派的渊源

托马斯·西比奥克是当代符号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其符号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建模系统理论,围绕作为"意义的形式"的模型及其构建方式而展开。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理论主要是受到塔尔图学派的洛特曼和伊万诺夫的影响,但它与塔尔图学派的模拟系统概念从一开始就有着本质的不同。要想透彻理解这个看似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关键符号学理论,就必须要认识到西比奥克的建模系统观实际上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尤其需要注意该理论前期阶段与塔尔图学派的渊源,因为这奠定了整个建模系统理论后期发展的基本路径。

符号建模与审美创造——兼对“总体符号学”的质疑

皮尔斯以现象学为基础提出"符号三元关系"。西比奥克则从认知科学出发建立"建模系统理论",超越现象学的制约,把动物指号过程与人的指号过程相连贯,构建了"总体符号学"。但是,迪利等学者却把"总体符号学"嫁接到皮尔斯符号三元关系上,这就造成理论的内在矛盾和谬误。我们的做法是:以皮尔斯的"三元关系"来定义符号活动,采用西比奥克的"建模"观念来描述指号行为的生成过程,并认为人类存在一个从行为建模到语言建模,再到符号建模的发生过程。其中,语言诞生是关键。语言是符号之母。符号是行为建模与语言建模的共同产物。人的世界就是经由行为建模、语言建模及其他符号建模活动共同塑造的。文学艺术的审美世界则是人有意识地运用各式各样的符号重构的世界,其根本性质最终都可以从行为建模与语言建模的博弈关系中得到解释。

《回声制造者》的生物符号学解读

莫里斯的精细意指过程分析是西比奥克三级模塑观的理论基础,二者关于人类符号与动物符号之间异同的看法不谋而合。在生物符号学研究领域,莫里斯和西比奥克的研究一脉相承。生物符号学和文学分析的结合早有先例,用莫里斯的生物符号学理论和西比奥克的三级模塑系统理论对后现代派作家鲍尔斯作品《回声制造者》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人类中心论批判意识和生态关爱思想。

英语词义和汉字字义象似性

汉字字义象似性主要以象征语义为主,而英语词义象似性则体现在英语单词字面意义与其比喻和象征语义的对比中。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映射思维方式,展现被人的思维所内化了的现实世界,因而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赋予各自的语言不同的语义表达方式。

谈谈现代西方符号学的核心概念:semiosis

semiosis是现代西方符号学的重要概念。从皮尔斯将该术语引入符号学说开始,后世学者便不断地进行着相关的探索和发展。本质上,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三元动态的活动关系,这与洛特曼与西比奥克的经典符号理念完全一致。随着现代符号学研究的不断细化以及跨学科互动的兴盛,semiosis的内涵与分类也逐渐丰富,而且应用范围愈加广泛,跨越了索绪尔与皮尔斯传统的鸿沟,连接了三个地区的符号学研究。现代符号学将semiosis分为有机编码型、解释型以及文化型,有机编码型符号活动被用于生物体代码过程,而后两者则被用来描述动物及人类的意义产制。

民族符号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呈献在读者诸君面前的一组文章,被编者冠上了"民族符号学"的总题目。实际上读者可以看出,它们与民族文化研究文章并没有非常大的不同,没有故作深奥的玄妙理论,也没有让人望而生畏的艰难术语。它们与所有的民族研究一样,关心材料是否扎实可靠,关心对民族习俗的理解是否符合该民族的思考方式。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学术标准是不行的,哪怕贴上再多的符号学标签也不行。

符号学:社会编码

符号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一门综合学科,它是研究信号标志系统的理论,也是在直觉上已知的事物转化成文字的科学,也是对非语言系统的研究。它是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能指是表达其他事物的事物,所指是能指多表达的事物的意义,符号是这二者的结合。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勃兴于60年代的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之后,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而成为统一的学术运动。目前,符号学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进行渗透,对符号学的认识与运用正在形成一种科学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