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与西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

从武帝末年开始,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随着对武帝政策全面检讨的开始,在官的儒及时而大胆地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有力的批评,形成了一股持续上百年的有力的社会批判思潮。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武帝政策的失误,元帝时宦官专权,成帝,哀帝时的外戚把持朝政,君主的沉湎女色,以及吏治的严酷残暴。这些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学术界对此至今未有充分的认识。

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之争的探析——以《盐铁论》为中心

召开于西汉中后期的盐铁会议,可以看作是士大夫与贤良文学激烈角逐的政治舞台。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西汉士大夫与贤良文学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其中就包括对匈奴政策的争论。文章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对匈奴政策的争论,探究其内容、原因和影响。

试论西汉中后期的经济政策

西汉中后期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在汉武帝时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所作的两次调整 ,没有背离这一基调 。

西汉中后期门阀士族的萌芽

西汉中后期的一批官僚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六朝门阀的某些政治、经济特征。由此,可论定西汉中后期是门阀士族的萌芽期。

灾异感应观念下的西汉中后期政治

西汉昭宣时期的灾异学说具有限制帝王行为的功能,皇帝根据灾异感应来修正自己的行政过失,缓和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从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元成时期,皇帝虽然常下"罪己诏",但多借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通过策免大臣来回应灾异。大臣借助灾异争权夺利、攻击政敌,灾异感应之学逐渐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最终被政治权力所绑架。

西汉中后期边疆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均以“大一统”精神为引领。秦汉帝国统治集团关于边疆的理解与认知决定了边疆治理在不同阶段的基本格调,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时代风貌。西汉宣、元之际,适值“有为”政治瓦解、儒生政治初兴的过渡转换期,受经学转向的影响,“夷夏之辨”重新成为主流思想,夷夏群体的对立亦被理论化。与此相应,“民本”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地位逐渐凌驾于边疆经略之上。受前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西汉中后期的边疆治理逐渐走上了迥异于武、宣之世的另一条道路,而边疆治理的调整与转向,成为西汉王朝盛世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论西汉的宫闱政治

西汉宫闱政治是适应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而发展完善起来的。嫔妃制作为封建礼制下的一种婚姻形态，既是繁衍贵族系统的家庭体，同时又是直接决定最高皇位继承人的政治体，体现了封建王朝国体与家族统治政体的两个方面。宫闱政治与它的派生体：腐化堕落、外戚专权等，又加速了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西汉王朝的覆灭。

西汉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及其农牧业分布概况

就目前对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分布的研究而言,多停留在确定历史时期的农牧分界线或农牧分界带的位置确定和推移上,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确定它的发展轨迹。而事实上某一时期的黄土高原上存在一个界于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个地域内有农耕生产,也有畜牧生产,形成农牧交错分布的格局,地域经济上表现有农耕区向畜牧区转变的过渡带的性质。

西汉豪强地主的形成和地位

汉承秦制,西汉继秦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确立地主阶级掌权的封建制度。它是战国变法运动以来,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发展的高峰。做为封建社会居於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它随着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其内部结构在不同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又促进了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的演变和发展。在西汉中后期所形成的“豪强地主”就说明了这一点。故本文试就“豪强地主”形成的背景,条件及特点和地位做一粗浅的探讨。

政制、政事与政治:也谈刘贺的立废

2015年，江西海昏侯墓发掘的阶段性成果发布，形成了秦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前沿与热点，也引发了学界关于刘贺研究的热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邀请多位学者结合墓葬墓制、墓中文物的发现，围绕刘贺的身世、刘贺立废的原因与过程、刘贺的评价、刘贺与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和社会、海昏侯国与汉代豫章郡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等问题，刊发系列笔谈，以飨读者。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与积聚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 ,大致可分为战国至西汉中期、西汉中后期、东汉时期三个阶段。战国秦汉时期市场的繁荣为商业资本的积聚提供了前提 ,而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贱买贵卖、欺诈掠夺等经营方式 。

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

敦煌悬泉汉简中保存的近百枚关于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资料大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中后期中央和地方所置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官吏的状况 ,神爵年间羌人叛乱及西汉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 ;西汉政府对降羌的管理 ;西汉政府官吏对降羌的压迫与奴役等情况。两汉时期羌乱是一个重要的边疆问题 。

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

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出现与汉民族文化圈的扩展,带动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从西汉中期开始至西晋灭亡后一段时期,河西作为古代经济区之一,走过了它的形成、曲折发展和初步繁荣的早期变迁道路。其所蕴蓄的潜力及可以发挥的作用、影响也得以初步显示。这些历史现象引起过研究者们广泛的注意与兴趣,而今天仍存在着探讨的余地。一西汉中后期一个半世纪,古代河西经济区在逐步形成。“河西斗绝,在羌胡中”。汉代人所持的这种认识,从地理环境及民族构成上说明开发河西的难度。所以,说汉武帝创造出一个“凿空”之举言无不当。因为此举所表现的历史成就不仅是驱逐了匈奴在河西的势力,而且是先进的经济文化对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征服。西汉前期,匈奴驱逐月氏、乌孙、羌人势力并攫夺了“水草丰盛,冬温夏凉。

巴蜀铜鍪与巴蜀之师

巴蜀铜鍪与巴蜀之师刘弘铜鍪是晚期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它与柳叶型剑“烟荷包”式，中胡三穿与大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印章，辫索纹竖环耳釜、、及削、斤、锯、凿等构成了战国时期巴蜀考古学文化特有的代表性铜器群。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向其文化区域外的幅射力，从考古学角...

关于“生口”的社会身分问题

我国史册记载汉族和外族的社会生活,汉朝和外族的关系,大约自西汉中后期开始,生口这个词,即以令人注目的形式,出现于文献.东汉人撰写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提到有“捕生口”,“得生口”,“纵生口”,“捕得生口”,“捕得云中生口”,“捕得匈奴生口”,“捕虎生口”,”捕生口虏”,“捕得虏生口”和“获虏生口”.

六朝私家庄园与封建制的横向发展

中国古代疆域辽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很突出,因而封建制经济关系不仅呈现纵向发展的阶段性,而且呈现横向发展的区间性。两种方向的发展互相影响,错综交合,与中国封建社会同始终。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拟以六朝私家庄园作为考察的基本视角,对这一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之横向发展问题提出几点看法,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一、江南生产关系的封建化我国早在西汉中后期,随着兼并风潮之愈演愈烈,封建大地产纷纷出现,有的已演化成为有组织的土地经营模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和《后汉书·樊宏传》所载灌夫和樊重的地产,都具有初步的“组织化”的倾向,其特点,一是包括田、园、池,实行多种经营;二是有自己的水利灌溉设施——陂渠,地段比较集中;三是有众多的依附人口——宗族。

秦汉平城县城址考

秦汉时期的平城是雁门郡所辖的县城，属并州刺史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这是大同立邑最早的确切文献记载。由于著名的“白登之战”，平城闻名天下。西汉中后期，在此设置了雁门郡东部都尉治所，驻有边兵，抗击匈奴，平城成为边地政治和军事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