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朝廷服制着色政治蕴意探析

西汉朝廷服制主要包括祭服和朝服两种,其用色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其中祭服用色先后有三次变化:汉初承袭秦水德制,故色黑;文帝时因对赤帝子的信仰,故色赤;武帝时又因立土德为法定德属的缘故,故色黄。而朝服则继承了秦朝水德制度下的黑色深衣服式。

西汉朝廷推恩孔氏家族的制度化设置及其政治意蕴

西汉尊孔崇儒政策为孔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在西汉朝廷推恩孔氏家族的制度化设置促动下,孔氏家族一度成为朝廷祭祀孔子的"特任主持"以及正统思想的"文化象征",更成为西汉仁政统治的"精神标榜"。所以,孔氏家族在西汉政权建设中显示出独特的政治意蕴。纵观西汉和孔氏家族的政治关系,其实质就在于这种政治上的相互需要以及相互利用。

基于门控卷积生成对抗网络的西汉漆箱纹饰图案数字化修复研究

中国历史上漆器以其精美的纹饰技法闻名于世,针对古代漆器表面破损严重、纹饰信息大面积缺失的彩绘漆箱修复难题,提出了一种门控卷积生成对抗网络(GC-GAN)的古代漆箱表面图案修复方法.该方法采用门控卷积结构改进生成对抗网络模型,以提升模型对于图像中有效像素的学习能力并解决不规则大面积图像区域的高分辨率修复问题.在此基础上,首先对漆箱图案中的畸变、破损和缺失部分进行掩膜处理,然后使用GC-GAN生成掩膜区域的图案.针对漆箱纹饰图案样本数量少的问题,借助迁移学习思想,将模型在CelebA、SVHN等多种公共数据集上学习到的知识迁移到漆箱纹饰上.最终实现了“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M1墓室中出土的大型木胎彩绘漆箱表面纹饰的数字化虚拟修复.

阳关: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交流交往的关隘——基于史籍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的命名与设置布局应是仿照中原关隘布局而来的,即复制或者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关隘名称与布局。而悬泉汉简所载“敦煌塞”很可能就是指阳关一带的边塞,也即阳关都尉所辖边塞。阳关是西汉中原前往西域地区使用最多的关隘。西汉敦煌郡九置组成的邮驿系统向东可通达长安,向西从最西端的龙勒置就近经由阳关出塞,又经文候鄣可抵达鄯善国伊循城,至此连接西域南道。这条阳关通道相对玉门关通道更便于通行,因而,阳关通道是文书传送之路,也是戍卒、施刑士来往之路,还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之路。因此,阳关应当是为了与西域诸国通使通商需要而设置的关隘,此后成为西汉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西汉政府经敦煌与且末间的交流交往

且末是与西汉交往最早的西域诸国之一,因其地处西汉出敦煌通西域的南道之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尽管且末国小民少兵弱,西汉政府仍然非常重视同且末的交往和对且末的经营.但《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且末都很少,特别是与且末的交流交往记载的就更少,这些珍贵的资料就保存在敦煌悬泉汉简中,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分析研究,基本上恢复了西汉同且末交往交流的原貌.

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西汉敦煌郡南塞防御体系的构建

西汉敦煌郡为抵御南羌,构建了南塞防御体系。西汉于元狩三年(前120)在南湖绿洲部署屯军,此为敦煌防御南羌肇始。敦煌置郡后,构建起以敦煌城为中心的四层防御体系。即围绕敦煌绿洲建造的敦煌城墙、古塞城、天田等三层防御设施以及由北部长城防线、西部两关防线、南部南塞防线组成的第四层防御体系。敦煌最初应以“南湖绿洲屯戍点——南湖塞墙——党河、鸣沙山——天田与古塞城南段”为南塞。后随着西汉对敦煌郡经营的深入,南塞推进至南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一线,部分烽燧修筑至南山南麓,新的南塞由大量烽燧、少量城鄣以及局部地区修建的塞墙构成。敦煌南塞自西向东主要包括:阳关都尉及所辖雕秩候官、敦煌县南部的博望候官、广至县南部的“徼”以及冥安与渊泉二县以南的屋阑、南塞、益广、广校①候官,其中位于渊泉县南的南塞、益广、广校候官应即“南塞三候”,或设置于昌马盆地一带,属敦煌郡直辖。此外,南塞沿线还修筑羌备城坞并设置众多的亭。足见西汉敦煌郡已经建造起较为完备的南塞防御体系。

卑湿、早夭与宁疾:东周至西汉楚地脏腑病防治综探

在楚地,出土战国至西汉涉医简帛中频繁出现大范围脏腑疾病,主要以“心”“胸”“腹”“肠”等部位病症居多。《左传》等传世文献记载的楚人疾病也多以“心疾”“腹心疾”出现。巫祝宁疾、药物镇痛止泄驱虫、导引术、(贵族)避免劳作入水等,是当时主要的防治措施。胸腹脏器名不全及疾病表征模糊难辨,反映了人们对脏腑及其疾病认知水平极为有限。“雨淫腹疾”“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暑气早夭”等传统医学地理学观点,与楚简墓主疾病寿夭实情以及《引书》平民下水劳作而“多病而易死”等观点较为吻合。恶劣的生活卫生环境是楚地胸腹疾病频发、民众早夭的重要原因。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西汉官营丝织品的色彩研究

色彩,是丝织物艺术价值生动性的体现。对丝织品的色彩进行研究,既是对视觉效果的再现,也是对其所蕴含的古代文化的追溯。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有大量珍贵的文物,除陶器、青铜器、玉器外,还有精美绝伦的丝织物。西汉官营机制推动了武威丝织业的兴起和发展,形塑了武威丝织业的生产经营体系,是西汉时期丝绸文物出土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的前提。文章以武威磨嘴子汉墓中丝织物的色彩为研究对象,探析其统一性、多样性的色彩表现,阐释在和谐统一或层次对比表现之下的西汉官营丝织品色彩特点,探寻五色学说,窥探儒家“和”之下的绚丽及道家“自然”之下的肃穆。

西汉“施刑士”的役使及其政策演变

“刑徒从军”,即动用刑徒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或屯垦戍边活动,乃秦汉时期军事动员制度的一大特色。汉初至武帝,刑徒作为补充兵力主要被用作平叛,乃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施刑士”产生于昭帝初期,后被重点用于屯田,在居延、河湟及西域屯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汉王朝经营河西、平定羌乱及维护西域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施刑士”还作为“长罗侯军”的主体参与西域战事并参与塞外“海廉渠”的修建。“施刑士”政策既是汉代罪人役使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也是后武帝时代解决西北边疆开发过程中劳动力不足问题的一次有益探索。

西安曲江翠竹园西汉壁画墓妇女身份考——以服饰器物与图像程式为中心

西安曲江翠竹园壁画墓出土的壁画,保存完好、内容完整、风格独特,是研究西汉丧葬习俗以及物质文化的重要资料。遗憾的是,现有研究针对壁画中东壁与南壁五位妇女的身份认定仍众说纷纭。本文尝试从服饰器物、图像程式的角度出发,通过与汉代相关文献与出土文物进行互证、比对,系统考证这些妇女的身份。研究认为,曲江翠竹园壁画墓侧壁人物绘画构成的母题来源,应为早期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帛画与民安四号汉墓帛画;其人物身份组合也延续着母题中“贵人—侍者”的图像程式,其中东壁屏风图像是图像中“贵人”身份的符号象征。结合人物服饰器物,笔者推测包括东壁人物三、人物四以及南壁人物三、人物四、人物五在内的十位妇女,其真实身份应均为侍婢。

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西汉王国“太仓”行政归属问题考辨

汉初王国无治粟内史,其太仓归属王国内史。在汉朝廷的治粟内史从内史中分离出来而独掌国家财政后,王国太仓才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归属治粟内史。归属时间当在吕后统治时期,最早在吕后二年以后。王国太仓的主要负责人从王国选置,在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前,称太仓令;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后,改称太仓长。王国太仓改属中央,是汉朝廷尝试在“汉国”与“王国”关系上所做出的的重大改变,其后七国之乱没有酿成大祸与此不无关系。

西汉中后期边疆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均以“大一统”精神为引领。秦汉帝国统治集团关于边疆的理解与认知决定了边疆治理在不同阶段的基本格调,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时代风貌。西汉宣、元之际,适值“有为”政治瓦解、儒生政治初兴的过渡转换期,受经学转向的影响,“夷夏之辨”重新成为主流思想,夷夏群体的对立亦被理论化。与此相应,“民本”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地位逐渐凌驾于边疆经略之上。受前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西汉中后期的边疆治理逐渐走上了迥异于武、宣之世的另一条道路,而边疆治理的调整与转向,成为西汉王朝盛世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官营丝织品中的“红”色

马王堆汉墓是关于西汉的百科全书,囊括了科技、文化、艺术等学科,帛画、陶器、印章等种类的富饶内容。其出土的丝织物种类繁多,染于织物层面的色彩艺术为世人所叹。文章以马王堆汉墓已出土的丝织物为物质载体,探析“红”在出土丝织品中的色彩表现。基于此,文章介绍了西汉时期红色植物、矿物染料的染色手段,线染、匹染、套染等染色手法及同色系、异色系等搭配方式,了解了“红”色在西汉官营丝织品的呈现方式,彰显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并深入理解其色彩符号于后世的价值意义。

西汉关中民众对秦朝的情感认同——以司马迁为例

无论是在西汉王朝建立过程中,还是西汉王朝建立后,关中民众都表现出对西汉的拥戴。西汉政权作为秦王朝的终结者,使得反秦叙事成为西汉王朝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关中民众作为秦人后裔,在接受西汉王朝及其反秦叙事的同时,也对秦朝有所留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秦朝的情感认同,而这一点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显的体现。

谈西汉时期中国人物画形似到神似的阶段性发展

形神之辩,源自汉代及之前的哲学思想与文艺精神,发展至汉代后期,在绘画上呈现出追求“形神兼备”的艺术现象,西汉末期成为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汉代洛阳八里台砖画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绘画作品,画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神态形象生动,流露出传神的迹象,其逐渐脱离稚拙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形神兼备的先声。通过对形神画论的形成与具体绘画技法的演变进行整理,试图对西汉末期人物画形似到神似的阶段性发展状况进行探究。

西汉景帝阳陵陪葬墓97GYM130发掘简报

199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陵县(现高陵区)汉阳陵陪葬墓区发掘了一座有独立墓园、规模较大的墓葬(97GYM130),出土印文为“周应”的铜质印章一枚。经考证,周应在西汉景帝时期官至列侯,墓葬的形制结构、出土的“半两”铜钱等随葬品也证实了该墓时代为西汉早期,此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帝陵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汉薄太后南陵调查勘探简报

2011~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西汉薄太后南陵进行了大范围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考古工作表明,薄太后南陵地面有“覆斗形”封土,墓葬形制为“亚”字形,以平砌的河卵石形成陵园。陵区探明了20座外藏坑、4处建筑遗址、362座动物殉葬坑等。南陵是西汉第一座单独埋葬的太后陵墓,其形制布局对研究西汉陵墓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因应人居发展的西汉长安地区水系营建及其理景

经过西汉初期“无为而治”的酝酿积淀与武帝时期“崇尚有为”的人居大发展,西汉长安地区形成以都城为核心,苑囿、郊邑、农田相嵌套的圈层结构,而“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的水网系统是贯穿其中的人居发展支撑基础。在分析其依托自然水系立基的优劣基础上,结合二重证据与图示分析,以武帝前后为观察界点,探讨因应地区人居发展的长安地区水系营建。研究表明,在都市水利、漕运水利与农田水利功能目标指引下,以渭南地区凿陂丰水、沿渭地区赖渭穿渠与渭北地区泾洛引灌为重点进行水系建设,展现出在地化营建智慧。各区域因水系而成独特地景格局,结合案例分析,总结因凭水系而成的池苑绮错、邑景依傍、园野辉映的分区理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