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法东渐”的思想史逻辑及其超越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理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四大缺陷,整体上而言,只能是知识之学而非思想之学。这是西法东渐所导致的结果,而西法东渐乃近世以来中国法学成败之所系。因此,我们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思想史逻辑以及克服中国法理学研究之缺陷的超越之道。也即,实现法学研究从关注文本到解决问题的转变,通过"张四维"与"通三统"来实现对古今中西的糅合与超越。

近代西法东渐的进路、特点及影响

肇始于清代中叶、勃兴于甲午战争之后的西法东渐,呈现了承载主体不断多元化、关注层面日趋多维化、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等特点。西方法律文化和理念的东传,彻底击溃了华夷观念的最后一道防线,催生了近代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进而推动了法律制度的近代化步伐。

西法东渐视角下的清末习惯调查

伴随晚清西法东渐,国人开始用"习惯"一词对译英文法律术语"custom"。以西方习惯法理论为指导,国人认为中国亦存在发达的"习惯法",并进而主张法制改革应以习惯调查为基础。接受西方法学理论知识的新式法律人尤其是法政留学生主导了清末习惯调查的具体开展,使习惯调查这一追求法制本土化的活动又具有了重要的西法东渐意义。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西法东渐

京师同文馆在晚清中外文化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满足教学需求和业务需要,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科学文化图书,尤其是法学类书籍。京师同文馆是一所为政府培养外交翻译人员的新式学校,它使中方人员在京师同文馆译介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显著提升。京师同文馆译介的图书与以往出版的社科类图书不同,有着新的特点,在晚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近代中外法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法东渐:清季法律教育理念的变革

受西法东渐风气的影响,清季法律教育理念发生了重大变革,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开始兴起。这不仅表现在有志之士呼吁中西学并重,且政法学堂也重视聘请外籍教师,以外语教授西方法律,派遣法学留学生出国,以至形成中外合办高等法学教育的特色,这无不渗透着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代特征。

“西法东渐”与传教士翻译浅究

法律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法学知识的输入首先就意味着要突破中西之间语言文字上的界限和隔阂。政治法律知识正是传教士所输入的一种重要文化内容,因而传教士是晚清西法东渐的主要载体。从传教士从事的法律翻译活动及其成果入手,分析其翻译原则、方法及特点,以期扩展法律翻译的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法政杂志与西法东渐

辛亥革命前后,大量法政杂志纷纷问世,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和传播西方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使西方法律知识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促进了国人法律观念的萌发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些法政杂志为西法东渐构筑了舶来渠道与生存土壤,西法东渐为中国修律变法提供了法律仿照、移植的条件,为近代中国法律、法学的萌芽、诞生发挥了启蒙与奠基的作用。

西法东渐之殊途:胶澳与威海卫租借地法制实践样本考察

租借地是西方人在近代中国领土上以其法制模式实施统治的场域。胶澳和威海卫都位于山东半岛,因地理优势,先后通过1897年《中德胶澳租借条约》、1898年《中英订租威海卫条约》沦为德国(大陆法系的代表)和英国(英美法系的代表)的殖民地。德国人和英国人都依各自的殖民利益目标建立起有别于这两个地区原有制度的殖民法律体系。两个地区的中国人初尝"民主参政议政"、目睹"西方法"对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塑造、亲历"西洋式"司法制度的运行,随之而来是他们诉讼习惯的改变以及对"西法理念"潜移默化地接受。屈辱于殖民统治的中国人颇有认同感地接受"被强加的"、"西方法"的事实是有深层原因的,这种以亲身感受获取的对"西方法"的全新认知和自主选择在不自觉中涵化为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种新的内在构成,并最终导致全新的法律观念的出现。这是一条考量殖民地法制的"殖民性"与"现代性"之外"被忽略"却又值得关注的"西法东渐"的路径。

晚清来华传教士对西法的译介研究

因列强各国的外事交涉,晚清政府由最初被迫接触西法知识逐渐走向主动效仿西法规制。传播西法的主体是来华新教传教士,他们在鸦片战争之前就通过译介西史和编纂词典等方式陆续输入西法概念,之后重点译介国际公法,促成晚清新式外交理念的形成,甲午战后则偏重部门法和宪政类法律著作的译介。西方法学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引入,对动摇晚清传统律例观念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对清末法制改革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中国近现代社区矫正历史特点考论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它是西方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其理念始于19世纪末近代学派的行刑社会化思想。批阅中国历史,近现代社区矫正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而又艰难的过程,就其发展基本轨迹来看,主要有三条历史脉络。一是1906年,清末法律改革中引入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主要是近师日本,远师法德,走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社区矫正制度的路径。二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社区矫正立法与司法实践开始对假释制度、保安制度有了较多的践行。三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尝试进行红色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可以视为我党社区矫正制度的萌芽,对新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早期西方法政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方式研究——以《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为例

西法东渐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在早期的西法东渐过程中,那些掌握中文的传教士通过编印书刊等方式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法政知识信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即是这一时代的产物。通过对《东西洋考》中法政知识的全面梳理,可以展现出早期西方法学输入中国的基本路径。

清末诉讼法改革争议之探讨——以《诉讼法驳议部居》为考察中心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谕令变法修律,1906年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朝廷谕令地方封疆大吏进行讨论,其后一年多时间内各省督抚将军纷纷上奏阐明,疑其窒碍。时人赵彬将此意见编纂成《诉讼法驳议部居》,逐条罗列律文,其后附上官员的相关驳议意见。草案条文263条,驳议条文达到85条,理由各异,亦不尽然是"墨守成规",毕竟法律的移植如同"南橘北枳",要考虑所移植的本土之质,立法相对容易,但其实施成效并非一纸所能完成。

东法西渐视角下的“法律东方主义”

美国学者络德睦界定的“法律东方主义”,忽略了中国法在东法西渐历史中所具有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为重要的作用。从东法西渐的视角看,他所界定的“法律东方主义”不仅在内容上不够完整,而且意识形态色彩较浓。中国法之于西方整个东法西渐的历史表明:第一,近代以来西法东渐的叙事框架不能完全定位中国法,应将中国法放置于整个东法西渐的历史进程中看待;第二,中国法在历史上并不只是传播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参与到西方法的构建之中,是西方法发展的重要参照资源之一;第三,中国法在东法西渐过程中的正反例证,构筑了一种跨文化法律交流的应有范式。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向世界扩大自身影响力,需要重视并反思这段历史。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三十五届年会议程

西法东渐与中国革命——辛亥革命111周年纪念及其法理反思(武汉·上海·2022年)主办单位: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承办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会议时间:2022年11月12日主会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文澴楼一楼会议中心分会场: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交谊楼二楼圆桌会议室腾讯会议号:281 429 384开幕式主持人:陈景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从“洋盗例”到“海盗罪”——固有法制及其近代转型之镜鉴

我国历史上有治理海盗的丰富经验,并集中体现在《大清律例》的诸条洋盗例中,可对当代相关立法和实践提供镜鉴。清律洋盗例体现出至重、详密的特色,“江洋大盗”立斩枭示,非“大盗”者则分“得财”与“未得财”,未得财者再分首、从犯与伤人、未伤人,得财者分“法所难宥”与“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又分是否实行上盗分别议处,并通常动用水师兵甲而非普通的缉盗差役抓捕洋盗。在法制近代化以后的历部以移植外来法为主的刑律/刑法中,这些固有法制的因素被难得地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下来,并与外来因素融合为新的规则。我国现行刑法未有专门的海盗罪,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看,解决海盗问题的最佳方案并非增设新罪名,而是将其作为一种酌定从重情节,并在程序方面保障抓获、惩治海盗的成功率。

70年回望：中国法理学及其贡献

在"西法东渐"过程中出现的中国法理学,是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独立学科,在研究风格上属于统合法学,而主要内容是政治法理学。中国法理学的社会贡献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为法治正名,使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法治之理及法治话语的建构奠定了知识论基础;促进了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传播;权利本位观念的引入,促进了权利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