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深受不平等条约和文化差异影响。19世纪末,西方各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出现战略趋同,形成了以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为内容的西法防疫,并依仗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推行,中国也开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香港鼠疫期间,由于中外防疫方式差异显著,列强开启了防疫交涉,华洋分治成为中外处理防疫事务的方式。此后十余年间,鼠疫和霍乱交替流行,列强在加深对华侵略的同时,强化了防疫交涉,直接要求地方官府采取西法防疫。对此,中方起初采取自办防疫策略,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仍坚持传统防疫方式。直至东北大鼠疫期间,疫情危急,中外防疫交涉强度增加,清政府被迫主动自办西法防疫,以维护行政管理主权,避免外国干涉。与近代其他事务一样,列强通过交涉对清政府的卫生防疫进行干涉,国人则在形式上予以接受,但仍坚守传统防疫理念。

清末东北鼠疫防控策略的文化冲击探析

面对来势汹汹的东北大鼠疫,清政府在防控中被迫采取西法防疫措施,并在疫情结束后召开国际鼠疫大会,彰显出官方对科学医学的认同。然而,西法防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显现出科学医学的不确定性和措施的非人道性,对医学界和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冲击,形成了中西文化对峙的潜流。中医们不平而鸣,与主张西医的新闻舆论界展开中西医学的争论。西法防疫的严苛,加之清朝官吏们的假公营私,不仅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而且凸显了中西之间人道主义的观念差异,引发社会对西方的反感。由于与国家主权息息相关,尤其是俄国对华政策藉疫情变本加厉,防疫成为社会各种思想情绪的宣泄口,加深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清政府的失望与反感弥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