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府对入华西洋教士的态度与政策

西洋教士入华是明朝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遭遇的一个新问题。广东地方政府首先允许西洋教士入华,并对其施行一定的管理和控制。至利玛窦进京之后,西洋教士的问题逐渐为明廷所重视。从西洋教士在明代中国分布和扩散呈现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待传教士的主流态度是包容的,但以不违背他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为前提。1616年南京教案的爆发凸显了明政府对西洋教士宽容的有限性。

李煦与西洋传教士接触及其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影响

方豪先生曾在黄伯禄辑《正教奉褒》中发现一则有关李煦与西洋人直接交往的史料,正如方豪所自诩: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一大发现",它"绝无疑义"地证实了李煦与西洋人发生过直接交往,是曹雪芹先人与西洋人存在直接关系的明证。不过,就笔者寓目所及,有关李煦与西洋人接触史料,仅教会文献所载,就至少还有以下三端:一是李煦于宁波知府任上接待过洪若翰、白晋、李明、刘应、张诚等五名法国耶稣会士;二是李煦于畅春园郎中任上接待过众多赴园西洋传教士;三是李煦任职江南后,由于接驾等原因,仍与西教士存在接触。李煦在与西教士频繁接触过程中形成的人生经验,对西洋人、西洋物和西洋学术文化的认知以及对待异质西洋文化的态度,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存在间接影响。

西洋传教士与朝鲜赴京使行交往考论

赴京使行是朝鲜李朝派往明、清两朝的外交使节。他们在使行过程中,不少曾与当时在华西洋传教士发生过交往。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西洋传教士与朝鲜赴京使行交往之动机、时间以及地点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通过这种交往不仅促成了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教、将西学输入朝鲜,而且加深了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西洋传教士文献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以《从西洋传教士文献看台州方言百余年来的演变》为例

19世纪以前西洋传教士文献在方言研究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从《从西洋传教士文献看台州方言百余年来的演变》一书来看,西洋传教士文献在方言研究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第一手方言历史语料的发掘和利用两方面,从而起到填补当代台州方言以及吴语研究的空白,构建其方言演变的发展轨迹的作用。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中舶来的南天星官

当古人仰望夜空时,面对灿烂壮丽的漫天繁星,他们用奇妙的想象力,将一颗或若干颗邻近的恒星视为一组,用人物、官职、器物等命名,称为星官,于是星空就成了热热闹闹的天宫。其中有一个星官,由两颗恒星组成,名为“南门”,在古人的想象中,这是天宫的南天门。“南门”是我国古代大部分地区能观测到的最靠南的星官,那在观测不到的南天门之外的星空中究竟有什么呢?古人对此非常好奇,但答案要等到明朝末年才被西洋传教士揭晓。

清代画院管窥

清代帝王虽崇尚艺事,却并无正式画院设立。胡敬所云"画院"乃指宫廷绘画活动的专门场所,即如意馆和南书房。画家来源有二:其一、有的是以善画称旨而被征入宫廷的,有的是向皇帝献画称旨或被皇帝发现入画院的,也有的是由大臣引荐的,这些人不是科第出生,如金廷标、徐扬等人,工作在如意馆;一种系科第出身,以绘画供奉内廷的,如王原祁、蒋廷锡、董邦达等人,工作在南书房。如意馆与南书房画家,虽身份有别,但都是奉命作画的御用画家,应当作画家看待,和以前画院画家无本质不同。由于统治者喜欢董其昌、四王的作品,画院造成陈陈相因的模古风。组织大型创作活动,出现了一批记载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西洋教士画家大都服务于宫廷,清初一批画家往往受其西洋画法影响。画院中对中国书画史论及内府所藏书画进行整理和登记作出了贡献。

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

现存朝鲜王朝赴清代北京贺岁使、朝贡使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十七至十九世纪西洋天主教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尤其是在北京活动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朝鲜士大夫对西洋国与天主教的好奇和观察,也可以看到他们与当时北京传教士的交往,还可以看到朝鲜士大夫对西洋天主教态度的分化和变化。尤其是,通过他们向清廷进呈的《讨邪逆奏文》,我们看到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西洋天主教经由中国到朝鲜的传教努力,在“辛酉教难”中经历了一次怎样的挫折和变化。在这一不同民族、国家与宗教间的接触中,不仅可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历史,也可以看到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在面对天主教传教时态度和策略的不同,并可以进一步借此分析这不同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差异。

康熙皇帝与古钢琴

古钢琴是一种欧洲乐器,明万历传入我国,但受到“宠爱”却是在康熙时。文章从康熙学习钢琴的初衷入手,并论述了康熙学习古钢琴的意义,以及组建西洋乐队等几个问题。探讨了康熙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及其局限性。

清朝前期西洋传教士笔下中国人性格与中国政体

清朝前期西洋传教士的书简、著作中,将中国人性格概括为爱钱财、怕皇帝、自负为世界文化中心,并赞颂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及其形成的原因。抱持互鉴的态度,应当承认他们的见识颇有值得称道的成分。但传教士对中国君主集权制政体的赞扬,历史主义地考察也难以全面苟同,更不必用今日的眼光来看了。他们对中国人自负为世界中心之不屑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的世界中心意识,实质上是以君主为中心;西洋近代自然科学传入,人们离奇地生出"西学中源"说,念念不忘世界中心,贻害无穷。中国人的爱财,既有人类本性,又有难于排除的客观原因。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艰于维生。为吃饱饭而爱财,是求生本能,无可厚非;贫而偷盗,当作别论,按照"贫贱不能移"的高标准,是不合格的。"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管子原谅不知荣辱的穷人,要求富实之人要遵守礼仪规范。业已温饱的国人,更需要深思而自警自励!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

文章概述了清代前期西洋传教士在安徽布道与天主教堂在安徽的分布、安徽教徒到外省传教和信教活动,以期有助于安徽天主教史的研究。西方传教士成际理、梁弘仁、魏方济、奥地利南怀仁等人在徽州府婺源县、池州府、淮南府、太平府芜湖县、滁州直隶州、泗州五河县等六个府州县建立教堂多所,吸收信众;与西洋传教士配合,徽州信徒姚若翰到江苏海门、池州石埭教徒沈方济各赴湖北谷城传教;有十多名安徽教徒在江苏、北京等地过宗教生活,其中有汪钦一、鲍天衢、汪伊纳小等六名徽州人,参与西方传教士传教活动。作者认为,与各省比较,安徽属于天主教活动相对沉寂的省份;徽州人在外省颇有皈依天主教的,而徽州本地人似乎不感兴趣,是否与这里宗族势力强大、理学观念深入人心有关,需要深入研讨。

清前期西洋传教士传教活动中的船户教徒考

在康熙末年开始实行禁教政策,雍正帝、乾隆帝多次厉行禁教的社会背景下,教徒船户(船夫)成为西洋传教士的传教对象和传教助手。他们与传教士及传教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教徒船户运载传教士潜入活动地区;传教士借助船户舟船从事传教活动;不同地区间教徒借助教友船户进行互利、传布宗教信息,乃至传教活动。在禁教的社会环境中,船户教徒在对天主教在清朝的维持、教徒继续保持宗教信仰及其礼拜仪式的实现等方面,起到了某种桥梁与助力作用。

乾隆时期的中西文化使者刘松龄

2022年是中国与斯洛文尼亚建交30周年。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中斯两国交流的友谊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30年代。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之间以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为契机,发生了面对面的文化交流。这其中,天文历算是西洋传教士进入宫廷的重要阶梯。他们带来了新的天文学成果,满足了大清皇帝对天文的好奇。乾隆一朝,清廷负责天文观测的钦天监一直由传教士掌管,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刘松龄。

“科技达人”康熙

康熙与西洋科技结缘,是在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万历时期就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自鸣钟、望远镜等西洋奇器敲开了明代宫廷的大门,此后不断有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甚至进明清宫廷任职,也带来了相对领先的西洋科技。5月22日,2021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启动。科技是如此有趣,三百年前,有一位清朝皇帝也是"科技迷",天文、数学、地理、医药均有涉猎。这就是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出版

孙立天撰著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康熙的红票202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为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查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史称“红票”。因正史无记载,它的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选择与表现——谈王珂的京剧人物题材创作

油画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伴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它作为西方艺术的重要种类,从一种区域性的绘画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发展为全球性的艺术样式.明代万历年间,油画随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直至清末民初才得以规模化发展,并与积淀深厚的中国艺术发生激烈的碰撞、借鉴和互融,它也改变了自身的固有特点,展示出众多的新特点与功能:油画的造型原则和审美标准遵循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服从于"艺术摹仿自然"的原则,这些观念深刻影响甚至改造了传统的中国绘画,使其也表现出客观"写实"的倾向;受近代中国生死危难的历史形势影响,在艺术家的改造下,油画成为反映社会、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重要宣传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