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图》与《西清古鉴》的对比研究——以鼎类内容为例

《博古图》和《西清古鉴》分别是北宋和清代的宫廷青铜器图录。两书虽体例相近,但对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方法和水平却大不相同。本文以两书的鼎类内容为例,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其研究成果,并联系编纂过程和时代背景,分析其不同研究面貌的成因。

迈宋书馆铜版《西清古鉴》刊印始末考

《西清古鉴》为乾隆敕命编纂的记录清宫廷所藏青铜器的大型文物图录,共收录商周至唐代青铜器1 500余件。该书由清内府出版,刻印细密精美,是研究清代宫廷收藏古代青铜器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版画史上的一部重要书籍。由于该书卷帙较多并有大量图像,刊刻印刷成本较高,故一直没有民间翻刻本。近代西方铜版及石印等技术被应用于商业出版之后,复制图画书籍更为便利,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日两国出版了多种《西清古鉴》翻刻本。其中,最为精美的是光绪十四年(1888)以“迈宋书馆”名义在日本出版的铜版印本。本文钩稽中日两国相关文献,对迈宋书馆铜版《西清古鉴》的出版背景、过程、营销情况以及铜版去向等进行考证,阐明以往学界不知其详的“迈宋书馆”以及铜版《西清古鉴》刊印情况,考察当时中国书商在日本制作的其他铜版书籍的情形以及近代中日两国书籍出版流通的状况。

麦尊铭文句读试解

麦尊,《西清古鉴》卷八第三十三业箸録,名为周邢侯尊。按铭文内容,如于省吾先生所说:“通篇皆系作册麦所敍纪,盖麦受邢侯之赐以作尊。”名从主人,应如近时学者所定,称为麦尊。

乾隆御藏一件西周早期四足铜簋的图像学

《西清古鉴》曾经著录一件乾隆御藏的四足铜簋(图1),在佳士得拍卖行等一些拍卖行拍卖过,价值不菲。实际上,该件青铜器的图像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铜簋的耳朵,是一般鼎、簋、疊之耳或牺首所蕴含的常规而又经典的图像组合或构图形式,即神兽食神鸟纹样,虎食人卣或其他铜器以及陶器之虎食蹲踞式拟人化神祖属于这类构图的代表。

遗散在俄罗斯伊尔库斯克的中国古籍

一、伊尔库斯克的历史地位17世纪末,随着俄罗斯向西伯利亚的不断拓展,它与东亚各国在政治、文化、贸易上的接触与交往也逐渐增多,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居民也不断向西伯利亚移居。18世纪初,伊尔库斯克市逐渐取代了涅尔琴斯克和托波尔斯克而成为俄罗斯在远东新的行政、宗教、商业中心。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伊尔库斯克很快即'蔚为两国通商之咽喉',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和两国货物最大的集散地,被称为'百货云集,市肆喧阗'的'朔漠之间一都会'。它是当时俄罗斯外交使团、宗教使团、军事及科学考察队、邮差和商队去北京的一个中转站。汉、满、蒙、藏、日、布里亚特语。

试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几处缺憾

论证《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的《天盖楼四书语录》并非天盖楼刻本,探讨此书的版本情况;指出殿本《西清古鉴》应为刻本而非铜版本,论证《名录》中《西清古鉴》实为光绪年间日本铜版本;《名录》中《全唐诗》应以初印本而非后印本为佳;并探讨《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古文渊鉴》尚需完善的地方。

董邦达与《西湖十景》图

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一字非闻,号东山,浙江富阳人。人们在提及他时,因其画风和清初王原祁似出一门,因此也经常有人将他与王相比较,评价他的画艺为＂自王原祁后推为大家＂。1除了绘画风格之外,董邦达在乾隆帝时期所获得的职位、身份也与生活在康熙朝的王原祁颇为相似。自雍正十一年（1733）起董邦达为进士,后历任礼部、工部、吏部侍郎（1757-1762）,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恪＂。在他的一生中,董邦达凭借自己高超的画艺而得到乾隆皇帝的一再赏识与重用。

新出列国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

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重视金文资料的搜集整理,一直是金文研究的优良传统,历代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产生一大批成果。如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博古图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王厚之《钟鼎款识》、杨南仲《皇祐三馆古器图》、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等。清代乾隆年间,钦定将皇家收藏的青铜器辑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

中国市场古代铜镜拍卖回顾

17世纪玻璃镜传入中国以前[1],铜镜是古人照容的主要工具,这类寻常日用之物最难传世,民间流通的明以前传世铜镜数量有限。铜镜的收藏历史可追溯至汉代,系统收藏的形成则晚至宋徽宗时期,《宣和博古图》收录铜镜113面,开启了宫廷鉴藏铜镜之始。明中期,古镜成为文人雅玩不可或缺之物,且形成了以文人审美为主流的品评标准[2]。清代乾隆朝承续北宋铜镜鉴藏余韵编撰的《西清古鉴》,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部铜镜鉴藏专书。20世纪铜镜的研究与收藏“两头热中间冷”,民国时期和90年代参与者众,90年代后期随着文物拍卖在中国大陆兴起,铜镜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知,成为一个收藏门类。

清宁之宝

清代帝王的玺印,近年以来一直是艺术品市场上的"龙睛"之物。一方面,因其珍稀鲜有:另一方面,器物虽小但是却具有重要的文化与历史价值。所谓:"画龙点睛",不在大小,而在出彩也。颇富有意味的是,君王帝胄大都不满足于其最高统治者的角色,同时还要努力成为当代的最大收藏家,甚至诗人、画家、书法家、设计家和艺术鉴定家。在帝王的一切理政和文化活动中,印章是他"不可或缺"的"参证物"。在皇帝委任翰林院文臣名宿所编辑的"庋藏总集"如《西清古鉴》、《石渠宝笈》、《秘殿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