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人物史料的关联组织研究--以《汉书·艺文志》中西汉经学家群体为例

历史人物作为中华文明千年历史的承载者,其有关记载呈分散化、泛文学化态势,多散布于叙述、逸闻或人物志等古籍中,缺乏系统化的知识组织。为提高古籍知识资源的利用效率,文章以人物知识为数据主题,引入关联数据来重构历史文化知识资源组织体系,以便深度利用。文章以《汉书·艺文志》中西汉经学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首先进行相关研究阐述;其次完成数据资源的数据分类、实体属性阐释、词表构建以及本体模型的确定;然后搭建相关知识关联的组织框架,并对知识组织框架中的源数据层、数据转换层、数据关联层、知识应用层进行阐释;最后提出该知识关联的实践价值。本研究可以重现史料中西汉经学家们的学术源流,促进西汉经学家知识资源的有效利用,并为其他古籍中人物史料的语义化组织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渠道。

论西汉雅乐与俗乐的互动关系

西汉乐府署的设立和其他文化措施一样，从一开始就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是为了恢复久遭破坏的文化制度，一是为了更好地从传统体制和文化典籍中寻找立国安邦的依据。虽然乐府的设立，其最初直接的动因是武帝不满郊祀无乐的现状，但我们在班固的叙述中却看到这种设立还是另有企图。从俗乐的最后发展来看，乐府设立的初衷宣告破产。透过这种明显的背逆。

西汉经学视野下的石渠阁会议经学思想发微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其讨论内容涉及了当时诸经的方方面面,但其主要目的则在于平议《春秋》公羊学、穀梁学之间的异同。石渠阁会议之后,西汉经学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以《春秋》穀梁学为代表的鲁学的兴起。穀梁学重视礼,因此,礼学也是石渠阁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石渠阁会议虽然造成了"《穀梁》大盛"的局面,但其并非要以穀梁学取代公羊学,而是用穀梁学来补充公羊学。

从两汉经学到关中理学:西北学术文化的嬗变与整合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历史沉积起来的动态概念,是一个多元素结合起来由简单到复杂的系统结构。西北地域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由经学到关中理学的演变过程中,积淀了丰厚的学术内涵,在历史发展中曾起到领先地位。

西汉经学的“致用”之功

西汉时期,经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将《诗》、《书》、《礼》、《易》、《春秋》“法定”为“经”,对“经学之士”“劝以官禄”;“经学之士”则为“禄利之路”所吸引,采用“通经致用”的手段,不断扩大经学在封建政治中的影响,因此,仅一百余年,就出现了“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的局面①。经学作为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官方学说,从它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就无法摆脱封建政治所给予的影响;同样,封建政治一旦利用经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也就再离不开这个“护身符”了。毫无疑问,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封建政治的发达、强化,与当时经学的。致用”之功有密切关系。本文将把西汉经学作为当时封建政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其“致用”之功进行分析。

西汉经学对文学的影响

作为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经学,是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连绵不绝,长达二手余年之久。可以说,经学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阶级社会里,“

西漢的“獨尊儒術”和經今古文的興替

爲糾正秦政弊端,解決秦末動亂造成的嚴重問題,漢初君臣對儒家逐漸重視。儒家思想以其豐富的内容,尤其是對“孝”與“中庸”的提倡,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終於在武帝“獨尊儒術”政策的提倡下,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應、三綱五紀、大一統爲核心内容的今文經學,鞏固了漢代政權的封建統治。今文經學在政府的扶持下高踞堂廟傳經授業,受到政治和私利的影響,逐漸產生衆多分歧的經説,雖經石渠閣會議平議,終因其迷信、繁瑣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保守、没落。與此同時,原本在民間流傳的古文經學卻乘勢興起,經劉歆争立、王莽提倡逐漸壓倒今文經學。延至漢末,融合今文、古文爲一體的“鄭學”廣泛流傳。“鄭學”實際是古文經學的支流,這樣古文經學就取代了今文經學的地位,今文經學則被冷落了兩千年。

《汉书》中有关长安经生的叙事考说

《汉书》与长安经生相关的叙事,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陈述西汉长安经生的来源、管理及录用情况,二是对经生生活、学习的场景加以展示。《汉书》与长安经生相关的叙事,反映出经生的清苦生活、不同的治学态度以及师生交往的圆通性,这些叙事折射出儒家传统与利禄诱惑对经生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时,还展现了西汉盛世、经学昌明时期的精神风貌,其中涉及到自由辩论的学术氛围、经生中的清节之士以及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

徐复观的经学史研究

经学史研究是徐复观晚年学术特为用力之处。从对经学史研究的对象、内涵、价值的界定开始,徐复观对先秦经学的形成、《春秋》三传等问题的看法上都显现出古文经学的倾向,对西汉经学的传承及其价值提出表彰。虽然徐复观经学史研究中的某些论断未免有所不周,其中必有未竟之处,但他学术上闪光之论析、学术问题意识之敏锐和推动思考路径之转向,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经验借鉴。

重读邱汉生先生《四书集注简论》——怀念邱汉生先生

一、和侯外庐学派的交往在网上看到学术界已有了许多学派,有点像西汉经学分派一样。如《周易》有金景芳学派,政治思想史有刘泽华学派,近也见侯外庐学派之名。侯外庐学派开派代表性著作应是《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巨著,其后是《宋明理学史》。两部书的学者群主要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硏究室以及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后改名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成员。按弟子一代一代算,现今当有第四代传人了。

论《说苑》的人才思想

《说苑》一书,是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刘向编撰的一部颇具小说风味的历史杂著。该书共二十篇,分门别类纂辑了先秦至汉代的遗闻轶事。全书思想倾向根基于儒家,但并不完全局限于儒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教、军事、外交和社会伦理等诸多方面。尤为可观的是作者寄托于史事与杂议之中的人才思想,广泛而又深刻,丰富而又含蓄。如果我们从人才学的角度审视,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说苑》是一座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宝库。本文拟就人才的品格德行、人才的价值作用、人才的推举进荐、选拔任用、奖惩赏罚和人才的分等分类等论题,对《说苑》作粗浅窥探。

“好龙”叶公

西汉经学家、散文家刘向《新序》中的《叶公好龙》,是尽人皆知的寓言故事。寓言不等于历史真实,但在古代楚国的确有一个叶公。其父沈尹戍任左司马之职,因采食于叶(今河南叶县南),故称叶公。 楚惠王二年(487),令尹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

刘向的生平和事业

刘向是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约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沛(今属江苏省)人,本名更生,字子政。他是高祖同父异母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其父刘德,曾为阳城侯,"家产过百万"。刘向出身于贵族,从小就在皇帝左近受训练,受教育,十二岁做辇郎,二十岁升为谏大夫。向自幼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

西汉经学阴阳灾异思想探源

儒家经学在西汉中后期发生了学术性格上的巨大转变,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在此背景下,儒生们纷纷结合经典来谈论灾异问题,创立了诸如《春秋》公羊灾异说、《易》阴阳灾异论、《齐诗》"四始五际"说、《洪范五行》灾异论等多种形态的经学阴阳灾异思想。这些新思想并不符合孔门一贯的宗旨,与汉初诸儒坚守的儒学传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它们一经系统地提出,却很快赢得了儒学团体内部乃至帝国官僚系统的共同承认,并长期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灾异思想悠久而丰富的理论来源、西汉政权合法性论证的需要、儒生们对君权膨胀的警惕、元成以后相对自由与宽松的学术政治氛围、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强大解释力等,共同构成了西汉经学灾异思潮倾动一时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契机。

董仲舒春秋决狱运作过程和适用机制的综合剖析

事实判断之儒家立场和成文法之法家性质的矛盾导致西汉疑狱、春秋决狱应时而生。西汉经学背景为春秋决狱提供人才、受众等因素,形成决狱运作实施的结构成分和政治环境。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通过创造性地阐释《春秋》经义,实现了"贵志"原则在决狱中的致用。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春秋决狱采取比附推理逻辑,这虽然不利于法律规范体系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汉代法律价值体系的建构。

读书三喻

古往今来,先哲们对书的比喻非常多,在此试析三例,以资共赏。 其一,以日喻读书。西汉经学家刘向说:"少而好学,如日初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青少年正值豆蔻年华,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恰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读书与吃药

读书与吃药,乍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然而,西汉经学家刘向却说:“书犹药也,善读者能够医愚”。细细品来不无道理。 药能治病,妇儒皆知。良药,可使病患者解除痛苦;补药,可使体弱者强身健体;预防药,可增强对疾病的免疫力;毒药,调剂适量,也能治好某些病。但包治百病的药是没有的。有的药用得不当,还会致病,甚至闹出人命来。所以,医生都注重对症下药,患者也注意慎重用药。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一本好书,象交了一位益友,它启迪人的智慧,拨亮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铸造人的品格,使人由愚昧变为聪明。因此。

《鹽鐵論》引《論語》考論

《論語》在西漢時期流布廣遠,成爲儒者闡發義理精藴、寄寓政治理想、回應現實問題的思想資源。《鹽鐵論》引述、化用《論語》原文多達186處,頻次遠超漢代子史著述。《鹽鐵論》撰作於漢宣帝之時,反映了武帝末、宣帝初時的《論語》傳衍,正值《漢書·藝文志》所叙述魯、齊兩家《論語》學術譜系的時間上限。由《鹽鐵論》所徵引的《論語》來看,引文與今本《論語》的歧異之處,可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互證,由此推定《古論語》在西漢時期確有傳播;從漢唐《論語》學史演進視角觀照這些徵引,體現了西漢章句之學的萌芽形態。在《鹽鐵論》中,御史大夫、賢良文學等囿於自身的政治學術立場,在論辯引述時將《論語》中的文句篇章抽離出原有的文本系統加以立論,反映了雙方在擇取經典資源、展現歷史觀念、表達政治論述上的差異與新意,反映了漢代《論語》學演進的歷史實景。

书,犹药也

我国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认为书不仅可以医愚而且可以医病先就﹃医愚﹄而言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卡莱尔说﹃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书籍是在时代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