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

明代在河湟洮岷边地设置"西番诸卫",形成军卫统辖体制。各卫土汉混编、军政兼辖,与地方社会结成密切关系。而伴随卫所建置形成的移民、屯垦及王朝正统文化的推进,促进了河湟洮岷边地社会的变迁。

明代关西七卫与西番诸卫

明朝的西北边防体制包括西域、河湟两个方向,在西域设立关西七卫,在河湟地区设立西番诸卫,是体制不同的两类卫所,同时,这两类卫所在维护西北边陲方面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论明初西域经营策略——以关西七卫、西番诸卫比较为中心

明朝北部和西部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对此,明初一方面通过对蒙古草原大规模用兵,企图清除蒙古贵族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西域站稳脚跟,维护帝国北部的战略安全。但明廷在西域的经营明显消极、软弱,在具体措施上,对以哈密卫为首的关西七卫施以羁縻,并且不派流官,不驻甲兵,不兴屯垦,不课赋税,不预纠纷,仅将期望寄托于七卫部族首领。从长时段的影响来看,这直接导致明朝在与北元漫长拉锯战中毫无战略威慑的优势。相较之下,在与关西七卫有相似战略地位的西番诸卫,明廷垄断茶马贸易,采取因俗而治的宗教政策,实行土流参治的管理办法,如此刚柔并济的措施使明廷对西番诸卫的掌控明显强于关西七卫。因此,明初西域策略是失误的,是明中叶闭关绝贡、放弃西域的重要原因。

2000年以来明代西番诸卫研究综述

2000年以来明代西番诸卫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政治方面主要有甘青地区土官、土司制度、土流参治及其特点以及土司家族等研究成果;经济方面主要有茶马贸易和屯田及移民垦荒等研究成果;军事方面主要有西番诸卫军事防戍体系构成、西宁卫峡榨、烽火台以及长城等研究成果;宗教方面主要有僧纲制度、藏传佛教人物和寺院等研究成果。明代西番诸卫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西番诸卫研究情况概述

明初,为了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在河湟洮岷设置"西番诸卫"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的统治,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行政建置的特殊性,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番诸卫的研究加以概述,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

论明代西番诸卫建立的原因

《明史》把设置于河、湟、洮、岷地区的河州、西宁、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合称"西番诸卫"。本文结合文献资料,论述了由于河湟洮岷地区的战略地位,复杂民族成分及北方蒙古的威胁,明代在河湟洮岷战略要地建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的建立,既解除了北方蒙古对明朝的威胁,实现了明朝建立卫所的最初目的,又客观上增强了明政府对西番诸地的控制力度,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甘南藏区历史城镇空间演进与驱动因素研究--以西番诸卫中的洮州卫为例

随着文旅产业的兴盛,甘南藏区历史城镇在迎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外部力量的冲击。运用田野调查法与归纳分析法研究历史城镇的空间演进规律,剖析其内在驱动因素,以洮州卫为实例探寻甘南藏区历史城镇发展变迁的持续动力,对其后续的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发现:从明代至今,洮州卫的城镇空间格局从内向严整向外拓自由演变;功能布局从割裂向混合演变;院落形式从封闭向开放演变;建筑风貌从统一向多元演变。其驱动因素包括:防御与招抚需求是区域村镇大量出现与生长的原生动力;城镇职能转型与社会心理变迁推动了城镇空间格局自由化、功能布局混合化与院落形式开放化;民族融合与技术发展促进了建筑风貌的多元化。

明代汉藏边区僧官系统新探——以“西番诸卫”为中心

明代汉藏边缘之河湟洮岷并存着两类性质全然不同的僧官系统:一类是以政区为依托设立僧官与僧司,属官僚体系范畴;另一类是根据各大教派、寺院番僧的政教地位授予种种象征性僧号,属朝贡体系范畴。这两类僧官系统的划分并非以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差异作为标准,而是依据朝廷在西番地区权力辐射的强弱程度来衡量的,亦即国家在汉藏边区整合过程中“直辖”与“羁縻”两种模式在宗教治理上的“分层设色”。羁縻型僧官系统的设置更具普遍性,反映出明朝治藏方略“因俗而治”的特征;除国家权力的柔性介入外,也是地方僧团积极参与的结果。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论洪武年间明政府对甘青藏区的平定与军事管辖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十分重视甘青藏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民族关系,并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平叛与招抚措施将该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但因其部族叛服无常,他建立了以军事卫所为主的"西番诸卫"并筑城屯兵,加强了该地区的防御,为后世对甘青藏区的有效管控奠定了基础。

河州卫兴衰变迁与明朝西北边疆经略

河州卫的设立是明朝经略西藏的重要一环,明朝构筑西北边疆多元治理体系中的若干重大举措无不与河州卫的迁转兴衰进程相关。河州经历设卫、设府、废府、重新置卫的过程,并最终确立了其在西番诸卫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是明朝在西北边防地带实行军政一体化的具体实践,反映出明朝隔绝蒙藏、稳定西北、控御西藏的战略意图。明代中后期,随着明、蒙与西藏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河州卫战略中心地位逐渐下降,洮州卫军事地位上升,河州卫随即隶属于洮州卫管辖,表明西番诸卫军事体系的重大变动,意味着明朝经略西藏的重心南移,但河州作为关陇藩篱的战略作用仍然存在。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