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在俄罗斯的译介及传播

俄罗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始于18世纪,俄国东正教布道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自1715-1956年俄罗斯共向中国派遣了20届布道团,其中涌现出大批汉学家和典籍翻译家,他们对传播中国文化,宣扬中华文明智慧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俄罗斯对道家学说及老子的研究,则相对起步较晚,主要原因是由于俄国的早期汉学研究属于官方意识形态监控下的学术行为,俄国东正教布道团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进行研究,搜集中国的信息和情报.

近代俄国的汉学研究

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建树著称于世,在她早期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清政府在康熙、雍正两朝(1662—1735年)相继宣布严禁西方耶稣会士在华开堂设教的同时。

我国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俄罗斯汉学与西方汉学、东方汉字文化圈汉学共同构成当今国际汉学的三大板块,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今我国对西方汉学以及东亚汉学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范围迅速扩展,角度不断求新,深度逐步加强。与此相比,对俄罗斯汉学的研究明显滞后,不仅开展晚,而且就研究成果而言,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汉学史

俄国汉学最终形成为一门学科的时间,应该说是在19世纪上半叶,其标志是:一、出现见多识广、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汉学家;二、汉学成果已不仅仅是翻译,而是从搜集资料、译介作品进而作分析研究,并撰写著述;三、有成形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建立了培养人才的院校。

俄国汉学史(至1917年前)

随着俄罗斯国家同其邻国——中国的初期交往,现实的需要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确定和发展,于是在俄国开始了关于中国问题和俄中关系问题的研究。早期的旅行家、外交特使为同远东邻国建立商贸联系或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而踏上中国的土地,毫无疑问,他们的游记、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资料被认为是俄中关系史上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伊万·佩特林的《手稿》(1618一1619)、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巴依科夫(1654一1657年间所写)和尼古拉·加夫利洛维奇·斯帕法里(1675—1677年间所写)的《明细资料》、伊兹布朗德·伊杰斯和阿达姆·布朗德(1692一1695年间所写)的日记。这些文件包含了关于中国及其相邻的国家和民族的多种多样的资料,可以称得上是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俄国对中国的了解就是由这些资料开始逐步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