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西联政策”驱动性与阻碍性因素探析

“西联政策”作为印度适应印太地区和世界局势变迁以及推动国内发展和外交政策转型作出的重大国家战略部署,体现出莫迪政府重构并实施符合印度外交政策的逻辑和把握。同时,“西联政策”作为印度“向东行动政策”结构性补充和完善,有益二者并举前进,遥相呼应,成为助力印度走出南亚次大陆或亚洲地区,成为世界有影响力大国的关键一步。随着印度“向东行动政策”日臻成熟且处于美国等国实力范围映射或笼罩之下,印度的“西联政策”将成为莫迪政府重点发力和关注对象。能源安全保障、日益攀升的贸易往来以及突破中国“珍珠链”等因素将驱动印度不断推进其“西联政策”。同时,恐怖主义肆虐、近地优势削弱、硬实力与软实力转化等问题,将成为莫迪政府实施“西联政策”的重大挑战。

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动因、路径与限度

印度与海合会国家同为印度洋海域的重要经济体,经贸、能源、侨汇构成了双方传统伙伴关系中的三大支柱。在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印度国际地位进行再定位,志在由“平衡型大国”成长为“领导型大国”,也将战略布局从“直接周边”延伸至“扩展周边”,更在外交风格上从“谨慎参与”转变为“积极有为”。在对国际格局、地区局势、国家发展愿景进行综合战略考量、继承“考底利耶主义”传统外交理念的基础上,莫迪政府延续和发展了“西向”政策并提出“西联”政策,将位处“扩展周边”的海合会国家置于“西联”政策的优先位置。印度对海合会国家实施“西联”政策的战略意图清晰、成果显著,以首脑外交引领印海战略伙伴关系提质升级;以能源合作奠定双方战略合作基础;以投资经贸合作推进双方经济改革转型;以防务安全合作提供地区安全治理的有效路径;以人文交流深化印海民意基础。然而,印度外交“多向结盟”策略的投机性、“印度优先”原则的狭隘性、“领导型大国”综合实力不足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极端化等诸多因素,将对“西联”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构成挑战和制约。

印度“西联政策”及其现实局限性

印度莫迪政府执政以来,提出并持续推进“西联政策”,取得丰富的成果。“西联政策”的产生与落实是历史积累、发展需要、莫迪政府外交转型、印美关系提升、中东地缘格局调整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政策同样面临诸如自身实力、国内宗教矛盾、大国竞争格局等因素的限制。“西联政策”实施8年来,中东在印度外交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未来中东将继续作为印度获取利益和国际影响力的舞台,印度力求成长为中东大国博弈多极中的一极,而非替代美国的主导性力量。

印度莫迪政府“西联政策”评析

印度与中东地区地缘邻近,各领域交往源远流长.印度是影响中东地区事务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东是印度外交布局的重要方向之一.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外交更加积极进取,提出“西联政策”并高度重视与中东国家的各领域合作.莫迪政府“西联政策”的目标主要是提升印度在中东的国际影响力、对冲巴基斯坦在中东的政治根基、谋求成为中东国家可持续增长的伙伴等.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莫迪政府运用首脑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公共外交等政策工具,努力深化与中东国家合作.莫迪政府在推进“西联政策”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既注重政策布局的支点建设,又突出政策手段的经济与文化并举,还强调政策实施的大国平衡.“西联政策”推动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分化与合作,加速了中东地区格局的裂变,同时印度在中东地区从双边与多边两个层面“对冲”中国,未来需密切关注“西联政策”新动向.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与沙特关系的发展:领域、特征与战略考量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沙特关系在“西联”政策框架下出现了实质性升级。印沙两国关系中,能源、贸易与投资是优先领域,安全、军事合作是新兴领域,作为传统领域的人文交流则是印度发挥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印度对沙关系的首脑引领路径清晰,外交手段丰富多元,务实主义色彩明显。鉴于西亚地区事务的敏感性,印度在与地区各国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极力保持平衡立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此外,巴基斯坦因素始终是印沙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隐忧。升级与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被印度视为实现“领导性大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平衡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Policy Developments and Politics in Brazil： The Digital TV Decision-Making Process

Using an analytical narr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 policy chang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 decision to create a digital TV policy initiating major reforms in this sector. The analysis is centered on the actors, preferences, and choices.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We address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ssumptions; （2） We focus on the politics of digital TV policy in Brazil; and （3） The results are highlighted, and ＂winners＂ and ＂losers＂ are identified. Actors, preferences, and choices are historically observed and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 decision about rules of digital TV exploitation. It provides configurational evidence that makes it possible to associate major changes to two presidential decrees （n° 4.901/2003 and n° 5.820/2006） that reflect the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 of the main actor （broadcasters, social movement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around the new digital TV issues. The Brazilian case shows an institutional model in which federal government＇s decisions are strongly connected with the preferences of the actor broadcasters and goes against the actor social mov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