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探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译书机构,集聚了多达50余人的中国译员群体。他们普遍热心西学且学有专长,其籍贯来源多集中于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除少数考有功名外,其多数出身于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普通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新旧杂陈,接受洋务教育者居多。其群体构成反映了近代初期较早接触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在翻译西书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书目选择、专业名词创设及"西译中述"方式的译书活动,在与西人合作下,完成大量高质量的西学作品翻译,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他们是晚清翻译高潮中相当数量的中国译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是被动开放的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

“文以载道”视阈下的《泰西新史揽要》译述研究

《泰西新史揽要》是晚清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译述西史。在文化适应路线下,译者对文本的遣词造句进行了重新构建,期冀斐然文采以飨预期读者,阐述了以民为本和变法图强之道,为晚清危局指点迷津,并在西译中述模式下会通了中西史传不同的叙事功能和特征。该史著以其新内容和新形式获得了积极的本土回应,对晚清社会变局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也给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借鉴和反思。

西学东渐视阈下中西合译的策略模式与语言特征研究

为克服西学东渐中的语言障碍,传教士选择与华士进行"西译中述",一方面通过借用或创新等方式产生了众多的新名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另一方面译述语体呈现出深浅文言和官土白话杂糅的特征,促进了近代汉语结构欧化演变趋势,增强了汉语表达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尽管译者受语言能力、自身学识和身份认同的限制导致较多误译甚至错译,但"西译中述"无疑有助于时人"睁眼看世界"和对"救国良策"的积极探索,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沦肌浃髓。

西方光学知识在晚清至民初传播的历程与意义

至19世纪,西方光学研究已取得众多理论与技术成果,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光学知识主要以西方传教士的译著或“西译中述”的方式开始在中国传播。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方法——以傅兰雅为中心的考察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晚清最大的译书重镇之一。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徐寿等中国科学才俊合作,以翻译馆为平台,以“西译中述”为译介模式,翻译了140余部涵盖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人文社科领域的西学书籍,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思想资源。这种方法尽管有缺陷,但能够实现知识共享、优势互补,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译书质量,是19世纪末严复启动独立翻译西书之前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种利用在各自领域独当一面的语言专家和技术精英合作翻译的做法,即便在今天也有借鉴价值。

近代“笔受”译员群体探析——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中心的考察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有36名中国译者担任"笔受"工作。作为最早系统接触并译介西书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士人,教育背景新旧相间。他们不仅积极译书,而且致力于译书规则和专业名词的创设等工作。"笔受"译者的科学素质、坚定的译书信念及忘我的工作保证了译书事业的顺利开展,为推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及近代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